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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运会本该成为普通巴西人改造城市的机会，可最后为什么却只让富人们获了利？

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Sergio Moraes/路透社）

　　作者/ALEX CUADROS 编译/卜凡

　　奥运宣传片中的里约热内卢是一座人尽皆知的标志性城市，城内有伊帕内玛海滩、面包山和基督救世主雕像。但这些只是这座有着1200万人口的庞大城市的冰山一角，大多数人口都生活在距离海滩很远的地方。当你从国际机场驱车前往城镇、穿过高速公路的围墙时，你会看到另一个里约，那些普通人的里约：红色煤渣砖堆叠起的棚屋摇摇欲坠，成片地挨靠在一起，狭窄的小路蜿蜒其间，而平均七个里约人里就有一个住在这些所谓的贫民窟里。

　　当巴西于2009年赢得本届夏季奥运会的主办权时，看起来已经做好了进入发达国家俱乐部的准备。当时，野心勃勃又广受支持的巴西总统卢拉?达席尔瓦将奥运会视为一个良机，期望借此发展里约的基础设施，将里约重新打造成崭新的世界之都。这也是巴西人少有的自信的时刻，然而却在最后被傲慢自大毁掉。

　　七年过去了，卢拉的奥运梦似乎已经成为遥远的回忆。去年，凶杀案数量呈上升趋势，所以政府雄心壮志地想采取措施安抚被暴力贩毒团伙控制的贫民窟。尽管如此，里约的排污管道仍不完善，世界级的划桨、赛船运动员将在被耐药细菌污染的河道上比赛。并且，巴西这些年来仍处于严重的经济危机中。里约政府官员上个月宣称里约进入了“公共灾难状态”，因为政府已经花光了本应用在公共安全和医疗保健上的款项（部分用到了奥运会开销上）。警察和消防人员开始在国际机场露营，手里举着“欢迎来到地狱”的标语。

　　巴西警察在机场入口拉横幅抗议：欢迎来到地狱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成了输家。从体育场馆、铁路的建造到港口的改造，一张张合同把全国纳税人缴纳的数十亿美元税收送到了巴西几大势力最强、联系密切的家族及其企业囊中。政府许下了平民主义的承诺，利益分配却如此不均，这种断层标志着改造里约的奥运野心一败涂地，一连串迫在眉睫的问题也迫使巴西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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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约市长Eduardo Paes已经赢得本届奥运会的最佳发言冠军。Eduardo Paes是一个矛盾的人。一方面，他想树立现代化的形象，经常在全球非盈利组织（如克林顿基金会）举办的活动上讲话。另一方面，他又属于巴西民主运动党，代表着巴西的旧体制。他是一位著名律师之子，属于里约的精英一族。

　　里约市长Eduardo Paes

　　2012年，Paes制定了一个奥运计划：为里约全部约1000处贫民窟普及重要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未来的城市，”那年他在TED演讲上称，“必须在社会层面上融为一体。”他的想法是要缩小里约的贫富差距。几十年前，里约地图甚至都没有画上贫民窟。

　　里约的工薪阶层每天上下班往返经常要花费5个小时，因此一些与夏季奥运会相关的项目，例如新的快速公交线，毫无疑问将改善他们的生活。然而就在TED演讲后不久，Paes大幅缩减了“城市化”贫民窟的计划，指责政府资金出现短缺。与此相反，巴西政府大部分的奥运预算都流到了巴拉达蒂茹卡的富人郊区，而那里只住着30万人。

　　里约奥运会总成本达120亿美元，跻身历史上最贵奥运会之列。在将这个数字摊到里约市民身上时，Paes坚称大多数资金都来源于私人投资者。然而，外部的研究人员指出，Paes并没有算上税收优惠、政府贷款及土地转让形式的补贴。巴西政府现在要为一个最昂贵奥运项目的几乎全部开销买单，即成本为30亿美元的地铁线路扩张项目。完成之后，地铁将连接起巴拉地区与莱伯伦及依帕内玛的精致海滩社区。所有的新建快速公交线也都会通向巴拉地区。

　　巴拉达蒂茹卡俯瞰

　　大把的公共财产最后却只让那些拥有巴拉地区大部分土地的少数富人得益。其中，一位叫Carlos Carvalho的亿万富翁，今年92岁，控制着巴拉地区内约6500万平方英尺的地产。他最有名的奥运项目叫作“运动员村”。奥运会结束后，村里31座17层高楼将全部改造成豪华公寓，公寓内设有多个游泳池及热带花园，还能将Jacarepaguá湖的风景尽收眼底。这与伦敦奥运会形成了鲜明对比。2012年伦敦夏季奥运会后，运动员住的地方大多改造成了可支付住房。

　　科帕卡班纳海滩

　　Carvalho远不似Paes般圆滑。去年接受《卫报》采访时，Carvalho说他的梦想是将巴拉地区改造成“精英城市，高品质城市”。所以，他把运动员村称作纯洁之岛。“房屋必须建得十分高贵，”Carvalho说，“而不是给穷人住的地方。”在社交媒体上，一些巴西人表达了对Carvalho的厌恶情绪，认为他信奉的是厚颜无耻的精英主义。这种反响愈演愈烈，以致Paes感觉他有必要公开表示自己不同意Carvlho的言论。（Paes和Carvalho都拒绝对本文发表评论。）

　　巴西的资源是如此紧缺，为关系密切的商人提供的优惠补贴又是如此常见。

　　Carvalho的言论虽招致抗议，但似乎也反应出其客户的需求。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富裕的里约人就开始从依帕内玛及科帕卡瓦纳的社区里搬出去，因为在这些地方，高收入专业人员及企业主居住的高级公寓跟满是贫民窟的山头靠在一起。所以他们搬到了巴拉。如今，巴拉的风格更接近迈阿密最时髦地区，远不再是湿热里约的传统形象。在巴拉，除了门卫或女仆几乎没人步行。玻璃闪闪、水泥堆砌的门禁公寓装点着宽阔的大路。

　　但Carvalho的“纯洁之岛”计划为何会与纳税人相关？毕竟，Paes称接近10亿美元的项目全部是由私人资金赞助的。然而，Carvalho为建设“纯洁之岛”与里约政府签订了协议，协议的部分内容规定他可以采用担保低息政府贷款，并允许开发商建造超过周边开发限制层数的高楼。Carvlho还是建造附近奥林匹克公园的合作伙伴，而奥林匹克公园也是包含着价值10亿美元运动器械的庞大工程。同时，里约政府移交了一处湖滨土地，一旦经济出现复苏、需求再度增长，Carvalho计划将其开发成崭新的社区。

　　巴西的资源是如此紧缺，为关系密切的商人提供的这种优惠补贴又是如此常见。然而，这并不能保证施工质量。本月抵达里约的奥运健儿将住进Carvalho准备的公寓，然而这些公寓却存在厕所堵塞、管道漏水、电线裸露种种问题。

　　里约奥运村的运动员公寓，因设施简陋许多国家运动员拒绝入住

　　澳大利亚队反映称运动员公寓马桶无法冲水，水龙头没有自来水，电线裸露。?

　　在里约奥运会理想与现实的所有反差中，最让人大跌眼镜的大概是Carvalho对合作商的选择——他选择了Odebrecht和Andrade Gutierrez建筑公司。这两家公司正处于数十亿美元腐败丑闻的风口浪尖，这起丑闻让巴西政局陷入混乱。并且，调查者现已确信，他们也曾从奥运会项目中收受贿赂。这两家公司现都在配合调查人员的工作。就在不久前的五月份，Paes还不切实际地宣称本届奥运会完全没有腐败丑闻，然而他自己的政党都深深卷入了这起波及面广的受贿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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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围绕夏季奥运会产生的经济问题，为了项目占地而采取的驱逐贫民窟平民的措施更是引发了严重的人权问题。在Paes的政策下，超过2万户家庭被赶出了自己的家。这是里约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贫民窟驱逐，也与市长宣扬的社会融合目标相去甚远。

　　里约的贫民窟

　　奥林匹克公园与运动员村之间有一处叫做Vila Autódromo的贫民窟，它本定于2010年拆除，为公交线让路。但许多Vila Autódromo的居民拒绝搬离，例如在那生活了八年的有线电视公司员工Márcio Moza。他告诉我，尽管缺少之前居住者拥有的法律所有权，“但我为建造这座房子付出了辛勤的汗水。”他向我展示了一段今年早些时候用智能手机录制的视频，视频里，推土机就在他的隔壁运作着，而当他试图接近自己的住处时，里约警察粗暴地推开了他。他的妻子当时怀孕已近9个月。他拼劲全力坚持抵抗了一段时间，但最后还是屈服了。最小的孩子出世后，他就从家里搬了出来，因为他担心搬迁骚乱会影响到宝宝。

　　和之前很多的邻居一样，Moza如今住在低收入住房项目提供的住处，距Vila Autódromo不到一英里。因为国际新闻媒体的关注，其他居民有了与政府谈判的筹码，可以要求更为可观的赔款，并让政府为他们在别处购房。一度有近600户人家生活在Vila Autódromo贫民窟，而Paes允许20户继续留下来，甚至还同意为他们建设新居。这种让步很罕见。在里约城的驱逐行动里，原有居民得到的赔偿金或租金补贴少得可怜，根本不够居民在社区附近另购一所住房。其他人则被转移到了25英里以外的地方。为了建造快速公交走廊，一些贫民窟需被拆除，这明显是符合大众利益的；但还有一些是为了给体育场馆项目腾地方，这部分的利益所得就变得模糊暧昧了。

　　当谈到Vila Autódromo时，Moza坚信奥运会只不过是房产商的一个借口。“Carvalho不想跟穷人做邻居，”他说，而且Paes“早就想拆掉Vila Autódromo贫民窟了”。

　　奥运会大部分比赛都在陆地上进行，而陆地的所有者与暴力历史密切相连。

　　Paes自己曾在一次采访中承认，他用奥运会当借口，施行了一些不相关的项目。而且他想把巴拉地区改造成新国际商业中心，这是一个合法的目标。但Paes的巴拉计划不可能脱离巴拉的开发商。Carvalho是2012年Paes竞选连任的主要捐赠者之一，为Paes及其政党的地方分会捐赠了50万美元。Reanto Cosentino是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的候选博士生，他研究了巴拉地区的发展，将Paes称作“为当地商人进行政治活动的人”。

　　Paes在巴拉植根很深。他于1993年在巴拉起步，当时他被提名为该地区的地方长官，即一个类似于纽约自治区主席的职位。当时，Paes只有23岁，自称为“巴拉长官”，要对“入侵”宣战——这是个形容贫民窟的贬义词，也简明扼要地显示出这些棚屋在巴西宪法中的地位。当时，Paes首先想要拆除的就是Vila Autódromo贫民窟。贫民窟居民与城市官员之间形成了紧张的态势。当时，一位社会活动家在面部遭受两次枪击后身亡。另一位贫民窟领袖指责Paes是这场谋杀的共犯，Paes严正否认了这一指控。杀手身份至今不明。

　　里约是一座暴力的城市。每天都在上演警察、准军事部门和贩毒团伙引起的杀人案件。奥运会的大部分项目都在陆地上进行，这片土地的所有人与暴力的历史密不可分。根据律师和活动家Jean Carlos Novaes提供的1979年官方情报报告，巴拉的房地产大亨赶走原有的贫困住户后宣称拥有了这片地区，而被赶走的贫困人家实际上拥有住房的合法权利。在全巴西，房地产权更多地建立在暴力和对官方文件的占有上，伪造情况频繁发生，以致衍生出一个俚语词汇：grilagem。这个单词来源于grilo（蟋蟀）—grasshopper（蚱蜢），因为如果你把蚱蜢关进抽屉里，然后伪造地产文件，蚱蜢的粪便会清晰地显示出你实际拥有了几年地权。

　　里约的新奥林匹克高尔夫球场就建设在这样的争议土地上。Paulo Ramos是反对党“社会主义自由党”的一位州议员，他着手官方调查巴拉地区的欺诈标语。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他将高尔夫球场所有人Pasquale Mauro称作“巴西最大的骗子”。他说，成片的土地现被Mauro和Carvalho占有，而这些土地本应属于国家。当我问及为什么他的调查要分析数十年前的文件，而且没有进行起诉时，Ramos指出，议员被政府指派为记录员，公开成为Carvalho的私人好友。“他们伪造出一种合法性，并逐渐巩固它，”Ramos说，“这是一种诈骗行径，国家的司法机关也是共犯。”

　　巴西贫民窟踢球的孩子

　　在巴西亲密的商业世界，89岁的Mauro是少有的白手起家的商人，但他测试法律底线的倾向却很具典型性。他住在一片有着5个人造湖泊的大牧场，离高尔夫球场很近，他在牧场里饲养水牛和鸵鸟。并且几年前，检察员发现这里工人的工作环境与奴隶相差无几。（Mauro因此被罚款，但没有受到过刑事指控。）他最近在办公室接待了我，他的衬衫扣子开得很低，白色的胸毛一览无遗。手腕上松松垮垮地戴着一块大金表。在我们3个小时的采访中，他仰脖喝下了三杯浓缩咖啡，一只接一只地抽着登喜路香烟。忽然，一只蜜蜂飞向了他，被他用手拍死。

　　Mauro对他的财产都是非法的这种想法嗤之以鼻。他迫切地想要证明其作为创业者的善意，所以解释了自己是如何在8岁时离开意大利来到里约，并在街道上倒卖彩票。十几岁时，他在贩鱼交易中充当中间人。过20岁生日前，他已经有了几个报摊。在当地香蕉市场出现危机时，他成为香蕉之王被人所知。他说他从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买地，比所有人下手都早，因为他看出里约将会向着这个方向发展。

　　当我问到Mauro是如何赢得建设奥运高尔夫球场的合同时，他说是Paes帮了他。他知道市长是一个“努力工作家”，这个名号在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担任巴拉地方长官时就有了。Mauro保证他可以实现Paes的构想，因为他将向公众开放高尔夫球场，处于弱势的年轻人们将有机会学习这项运动。“所有能帮到伙伴的事，我都会做，”Mauro说，“一直以来我都在努力创造这个国家需要的东西。我的整个生命都在不停地帮助他人。”

　　Mauro唯一勉强承认的一件事是，自2006年以来，他就一直想在巴拉地区建造高尔夫球场，为的是与公寓项目配套推出。他最初没能得到授权，因为大部分土地都在Marapendi湖畔，被归为环境保护区。随着奥运会到来，市议会于2012年年底的一次会议上改变了这片区域的地位。Paes认为该决定是合理的，因为这片区域在一次采砂作业后已经“退化”。在高尔夫球场的揭幕典礼上，Mauro得意洋洋地站在绿地上。“这看起来像不像一场环境谋杀？”他问道。然而他并没有提到，这场犯罪的始作俑者正是Mauro自己。这位年迈的大亨颇为自豪地给我列出了许多商业交易，高尔夫球场项目就在其列。

　　虽然很多情况下市长已经给出了声明，但这仍然难以将事实分离。里约已有两处高尔夫球场，可以翻新使用，但Paes称这两处球场都不符合奥运会组织的要求。国际奥委会主席Thomas Bach听到这番言论后回应说：“我感到有些吃惊，因为我们都知道，里约市长在非常积极地促成（新球场）开放。”虽然没有Mauro为Paes捐款的官方记录，但Cyrela公司曾为2012年Paes连任竞选捐赠约30万美元，Cyrela公司是Mauro的公寓开发合作商，公寓就毗邻高尔夫球场。

　　颇为讽刺的是，几位顶尖高尔夫运动员最近宣布退出里约奥运会比赛。因为他们担心染上寨卡病毒。

　　* * *

　　虽然Paes否认里约奥运会只便宜了那些有钱人，但即便如此，他现在也不得不承认，里约错失了奥运会的良机。但这不应该归咎于Paes自己，巴西所有城市都应反思几十年来（如果不是几个世纪来）对贫困市民的忽视。换一位市长来管理8年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城市的贫富差距现象，即使这位市长结束竞选捐赠人和人民公仆之间的授受关系。

　　在这一点上，巴西人民能期待本届奥运会留下的最好遗产可能就是对后人的警示作用。不过，仍有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如果里约最初改变优先处理事务的顺序，这座城市今天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本文来源：大西洋月刊

　　感谢原文作者及发布媒体为此文付出的辛劳，转载请注明出处。

　　编辑：一米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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