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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孙俪、陈晓、何润东等领衔主演的电视剧《那年花开月正圆》播出以来口碑爆棚，也让我们认识了清末陕西“女首富”周莹。

电视剧中的周莹，历史上确有其人，在当地被称为“安吴寡妇”，在公公、丈夫相继去世之后独撑家业，经营起偌大的商业帝国，确实堪称一代“奇女子”。

只可惜关于她的历史记载只有寥寥数笔，像她的身世经历、后代子女，乃至于吴氏产业的最终结局，有不少关键信息语焉不详，而后人更是因为种种原因附会了一些民间传说甚至臆造的故事，让传奇直接升级为荒诞不经的神话，再去讲什么启示、经验，就实在有些无稽了。

一

很多文章都提到了，真实的周莹并非卖艺女，而是陕西省三原县鲁桥镇孟店村人，其曾祖父周梅村是乾隆、嘉庆年间当地的大商人，据《重修鲁桥镇城乡志》记载，周梅村以“江西窑业”起家，后耗费巨资建豪宅17院，历时24年方才全部建设完成，此后毁于兵火，只剩1院。

周梅村时代，周家生意红火，一方面在苏州买布到陕西印染，行销西北，另一方面在江西经营瓷器，还有记载显示其在扬州盐业也有参与，积累家资达36万两。（见姚永柱著《咸阳庄园》，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第46页）

到周莹这一代时，周氏家族应该已经败落，所以她的身世、父母不详，可信的官方记载只有清宣统三年（1911年）刘懋官修、宋伯鲁纂的《重修泾阳县志》卷十五：

少孤，依兄嫂，年十六，以兄嫂命归吴。

少孤即父母双亡，以兄嫂命归吴说明嫁给吴聘并非父母遗命，而是兄嫂做主，所以学界有猜测她是周家的养女而非亲生女。

她的出生日期，按照《“安吴寡妇”墓志铭》的记录：

以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九日卒，享年四十。

光绪三十四年是公元1908年，虚岁40，则生年应为1869年，所以网上很多文章说她活了42岁是不正确的，准确地说是39周岁。

那么，周莹嫁给吴聘的时间应为1869+15=1884年。

这里就涉及到电视剧里的几处问题，一个是百般赏识周莹的公公吴蔚文，历史上死于光绪丙子年，即公元1876年，那时候周莹只有8虚岁，放今天还在上小学呢，自然不可能有什么具体的人情互动，更大的可能是根本不认识对方。

吴聘是吴蔚文的独子，在1876—1884年间，应该已经是吴家东院“实易堂”的掌门人了。

要注意的是，吴家的后人称，吴聘和周莹婚后3年才去世，两人还育有一女，可惜夭折，似乎也不可能。

因为《续修陕西通志稿》记载：

光绪十一年，安吴堡封二品夫人。吴周氏捐银四万两有奇，重修落成，知县涂官俊建立碑亭为文纪事。

光绪十一年即公元1885年，《重修泾阳县志》则明确了吴周氏（周莹）受封的细节：

县文庙自壬戌乱颓圮……周承夫志，独立认修，三年竣工，费金四万余。事闻，给二品封典。

也就是说，至迟于1885年吴聘已经去世，所以其妻才能继承“遗志”，如果人活着自然不存在“遗志”了。之所以说至迟，因为工期还有3年，可见这项工程可能是吴聘开头，周莹咬着牙挺下来，竣工后，得到清朝的二品夫人封典奖励。

总结一下，就是这对小夫妻最多最多共同生活了2年。

当然，《续修泾阳县志》里的记载更残酷：

成婚之夕，夫病沈，逾十日亡。无子。

也就是结婚10天，吴聘就去世了，这倒是和当地民间传说吴家是娶周莹“冲喜”的说法吻合，不过，三解倒是宁愿相信两个年轻人曾经有过一段甜蜜时光。

二

一句话毁掉小清新之后，三解要问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就是：

周莹到底是不是“首富”？

对于周莹经营产业的细节，其实在地方志里很少涉及，里面大量记载的是“安吴寡妇”乐善好施、热心公益的事迹，所以，我们只能根据各种零散的材料来重拼周莹的商业版图。

按照吴宓先生的回忆，安吴堡吴氏新支共十家，皆“富室”，“然土地皆不多”，即主要以经商为主，自清朝中期以来，分为东、南、西、北、中，五大院，其中东院最为财雄势大。

东院的大发家，按照《泾阳文史资料》收录的刘铁涯《安吴寡妇》一文所说：

主要是由于吴蔚文得了办理淮盐盐务之后（在户部注册，承办江苏、江西、安徽等省盐业的专卖权）。他凭借着手中掌握的几百盐引，（即政府发给的专卖盐业执照，一引为四百万斤。）在扬州设立“裕隆全”盐务总号，各地设立分号，一年就有几百万两银子的收入，盐商在当时是最有钱势的官商，是其他商人望尘莫及的。

这一段话，是很多媒体文章直接拿来印证吴家财富的信息源头，但是在资料中就有一个常识错误。

曾国藩在太平天国起义平定后，受命整理两淮盐务，在同治三年（1864年）指定淮北票盐章程，明确规定了：

四百斤盐为一引，分捆四包，票、盐必须相符。

这是淮北盐场，淮南盐场曾国藩则规定每引六百斤，分为八包，也就是说，上面的材料里至少是多了个“万”字，至于说一年有几百万银子的收入，更是与吴家持有几百盐引不匹配。

曾国藩、李鸿章师徒先后整顿盐务，采取的方式是变相恢复票盐为纲盐，改原本的10引发盐为至少120引、500引才允许发运盐船，同时，逐步以拥有盐引数量为门槛，对应捐税后，划定旧商，允许其循环转运。

按照这个标准，吴家所有的盐引至少有500道才能长期从事盐业，但是500引能否创造出每年“几百万两银子”的收入呢？

似乎有些玄幻了，毕竟在江南残破不堪的1864年，仅淮北盐场的正额盐引总数就有296982引，淮南盐场更是4倍于此数，500引不过其中的1/30000，若是年入数百万两，那么整个两淮出盐的销售额就得近1000亿两之多……

至于某些媒体上采访报道的数字就更不靠谱，说吴家手里有几百万盐引，要知道，道光年间两淮盐引总数才160万引左右，真垄断盐业到这个地步，光收税就够了，据光绪《两淮盐法志》记载，两淮每年的盐税岁入不过400余万两……如果算销售额，肯定要数以千万计。

综上所述，吴家在扬州的主业规模，绝不可能达到年入几百万两白银的规模。

可以确证的信息是，在周莹接掌家业之后，主要字号“裕兴重”发展到鼎盛时期，以邓监堂（陕西岐山人）为掌柜，开拓主业制茶项目，创制名茶“天泰牌泾砖”，后来更令“天泰”、“德恒”两大品牌在西北各地畅销，占据陕西茶商头把交椅。

吴家经过囤积高卖之后，吴家在茶叶上大大获利，资产积累达到40、50万两，兰州分店的掌柜胡服九还做过多年的兰州茶业“总商”，可见吴家在当时西北茶业中的地位。（胡伯益：《烟茶布三帮在西北产销概况》，《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

按照周莹墓志铭上的说法：

吴氏商业，巴蜀既雄，维扬尤盛，每届会计，若御偏师夥颐如林。

吴家的商业布局，四川和扬州是两大中心，但是由于之前关于盐业收入的不准确，只能知道吴家在成都开有当铺，扬州盐务总号名为“裕隆全”，其分号遍及江苏、江西、安徽，其中江西的盐业同业有部分1920年代的资料留存，依据各家掌握的盐票数量排列盐商，可知裕隆全排位相对靠后。

随着业务的发展，吴家还先后在湖北、江苏、上海、四川、重庆、甘肃、陕西等地开设了总号、分店，其中甘肃主要经营药材，湖北主要经营布匹。

从1884年到1900年的16年间，周莹的生意确实越做越大，这是不争的事实，也为她捐资办慈善，比如捐赠40785两修复“味经书院”、花费4万两重建文庙，乃至于向慈禧太后献金10万两提供了物质基础。

不仅如此，周莹后来还大兴土木营建豪华的吴家大院，服务日常起居仆役就有200多人，全年花费银两达10万之多。（刘铁涯：《安吴寡妇》，《泾阳文史资料》第2辑）

三

然而，上述这一切，并足以撑起周莹“天下首富”的身份，甚至连“陕西首富”都算不上，唯一可以定性的就是“女首富”，也就是在那个女性普遍没有经济独立的时代里，最有钱的女人吧。

具体比较下，在太平天国平定之后，浙江省湖州市的南浔一地，由于掌握着最优质的湖丝产地，有所谓“四象八牛七十二墩狗”的说法，资本在100万两以上的称“象”，50万两以上称“牛”，20万以上的称“狗”。（刘大均《吴兴农村经济》）

对于这“四象”，1930年代当地民谣称“刘家的银子，张家的才子，庞家的面子，顾家的房子”，刘家的银子传说有二千万两之多，张家资产也有千万两之多，但可惜没有可靠的资料证实，不过南浔张家的第三代后人张静江仅在辛亥革命之前拿出的革命捐款就达110万两（不完全统计）。

这只是丝商家族，只是摸到了当时利益巨大的国际贸易的门，真正把着这道门的是以“洞庭商帮”为代表的买办群体，洞庭东山在苏州吴县，其所出买办资产也非常惊人，比如沈吉成祖孙三代在新沙逊洋行当买办前后达35年，积累了巨额财富。

沈吉成在1906年过世时，在上海的遗产估计达500多万两银子，其中房地产价值近270余万两，现银110余万两，另外还有绸缎局和典当数家。

另外一批走得更早的买办是广东香山人，比如唐廷枢、徐润、郑观应，这三位都是积极参与洋务运动的名人，其中仅徐润一人，在1860年代就积累下来300万银元的资产。

至于说广东西关的商团、徽州的商帮同样有家资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巨富，比如胡雪岩，仅个人资产就达到280万两，其钱庄可动用的资金更是达到2000万两之巨。

在行为方式上与陕西商人颇有共通之处的还有晋商，清人徐柯在《清稗类钞》里对晋商大家族资产做了排名：

介休侯氏七八百万两、太谷曹氏六七百万两、祁县乔氏四五百万两、祁县渠氏三四百万两、榆次常氏百数十万两、祁县刘氏百万两内外。（100万两以下的省略）

原来，拍了电视的“汇通天下”乔家在晋商里才排第三……

那么，早当时人的眼中，尤其是政府的眼中，周莹主政的吴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水平？

《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里保留了一段“秦陇复汉军政府”的记录：

随即派遣张益谦（靖清）为筹办全陕财政大使，往泾阳、三原分别向安吴堡吴怀先家和东里堡刘三省堂进行劝捐。吴家在扬州有大盐号多处，刘家在四川有当铺三四十号，都是百万以上的富户，但家存现银不多，结果两家的捐款合起来还不到十万两。

如果以百万资产计，那么陕西一省范围内，渭南孝义镇的严、赵、柳、詹；渭南阳郭镇的姜、贺、李、刘；朝邑八女井的李、赵；以及泾阳的刘、孟、姚、于等富户巨室，或经营川盐，或从事茶、布、烟贸易，其资产绝不比吴家少。

在清末，每年流入陕西的资本就有3000万两之多，正是这些商号遍及陕、甘、川、鄂、豫、湘的大商人们共同的成果，而分到每一家，哪怕是有主角光环的吴家，也不会达到千万两之巨，这是他们所从事的业务所决定的。

比如茶叶，吴家在19世纪末的竞争中大占优势，其店铺的资本额也不过2万两白银；土烟行业、药材行业更是以小商家为主，平均资本不过数千两，倒是用工要达到一二百人之多；川盐、当铺等行业，虽然利润率达到200—300%，整个业务规模却并不大；至于有更多人分食的鄂豫土布贸易，更是全年总交易额才600万两，陕甘两省几十家竞争者分下来，也就不剩多少肉吃了。（见李刚著《陕西商帮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

四

“首富”是一个故事，“慈禧太后的干女儿”就更是一个段子。

尽管同样是青年守寡，同样是垂帘听政，同样是为他人管家，可以附会出种种惺惺相惜来，但是这俩人从来没见过面，连送到行在的十万两银子，都是由养子吴念昔出面。

这个问题的细节，“大象公会”之前的一篇文章已经考证过了，三解不再赘述。

说到周莹的养子，话就短不了，因为他和周莹之间，还真是有些恩怨。

为了给吴聘立嗣，需要从族人中过继一个孩子，也算是传宗接代，不过周莹对于血缘关系最近的南院的孩子不喜欢，就以“择贤立爱”为由，又给中院1万两银子，抱走了中院的侄子吴玉成，后来改名为吴怀先（即吴念昔），以示怀念先人之意。

不过吴怀先长大后和周莹不亲，还琢磨着收回管家大权，就和周莹起了冲突。周莹这个养母先是到巡抚衙门上告，巡抚樊增祥想和稀泥，就把周莹的本家兄弟叫了两个训斥了一顿，说他们挑唆母子不和。

不料想周莹不吃这一套，扬言要去兰州找总督府告状，樊增祥很紧张，就自己出面威胁吴怀先，说你母亲要去总督衙门告你忤逆不孝，这可是十恶不赦的罪名，赶紧认错，唬住了吴怀先。

最后的结果是吴怀先在周莹的公馆门口隔帘长跪，从早上一直跪到下午，周莹才原谅他，但却把养子的亲信全部革除，家务大权回收。（刘铁涯：《安吴寡妇》，《泾阳文史资料》第2辑）

这两母子究竟是不是这个时候就结下了疙瘩，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在2017年9月6日的《扬州时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解密扬州“裕隆全”的沉浮兴衰》，其中有一段记录很有意思：

周莹知人善用，驾驭有方，采用各种手段，不断使吴氏在陕西境外其庞大的商业资本增值，到顶峰时期已到达日进斗金的地步。而这一切，却与远在江苏扬州的古旗亭街43号大院主人刘茂椿息息相关，刘茂椿是周莹亲自任命的扬州“裕隆全”盐号大掌柜。

1904年4月，周莹病逝，之后，其养子吴怀之（即吴念昔）为了集中力量经营陕西境内的土地，就将陕西省境外的商业资本分别高价出售，这样，刘茂椿就成了“裕隆全”盐号的新主人。

前文已经根据周莹的墓志铭确认过，周莹去世于1908年，所以，要么《扬州时报》此文时间有误，要么就是周莹还在世时，就出售了陕西省外的商号，当然，这个时间至迟不超过1908年。

也就是说，1908年之后，周莹为之奋斗了半生的吴氏商业帝国就变成了过眼云烟。

而她本人，也没能进入她花费重金修缮的“吴氏墓地”，而是孤零零地在外安眠，虽然号称购买了修建墓园的墓碑石料，也只是号称而已，毕竟她过世的时间距离成为托词的“辛亥革命”还有3年的时间，当然，这一切也只能由得生者分说了。

就算是这样一抔黄土，也在“破四旧”的时候被挖开，墓志铭石碑碎成了两块，还被乡人取去做捶布石用，直到2005年方才被一位当地的文史研究者白金刚发现，恢复了它本来的功用，帮助我们了解周莹这样一位奇女子的生平。（见白金刚博客《<那年花开月正圆>周莹墓志铭发现记》）

转载来源：凤凰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