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南溪品牌香烟(四川南溪是哪个市)

大地主刘文彩

　　1917年7月，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革命党人发动了“护法运动”，继之与北方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政府军队，以湖南为中心展开大战。受各种利益驱使，四川军阀大部卷入战争，川境再度大乱。在前后两次大规模的战争中，无论是蔡锷、孙中山的南军，还是袁世凯、段祺瑞的北洋军，都曾大力招抚土匪，扩编成军以壮声势。在战争结束后，军队缩编，匪复为匪，各军的溃兵、裁兵与散兵游勇趁机结帮入伙聚集起事，匪势更见其盛。其后四川省内的军阀混战连绵不断，兵匪循环变迁，土匪的枪械装备更是突飞猛进，他们不仅对刀矛之类的冷兵器弃置不用，便是老式毛瑟枪也不屑一顾，大凡稍有点实力的匪群，都换上了新式来复枪、手枪、盒子炮甚至机枪、小钢炮等装备。由于装备的新旧优劣不同，土匪的档次渐渐拉开，名号确立，有了“广棚”“土棚”与“斗板凳脚”之分。所谓“广棚”，人数一般在千人以上，常住深山野外；“土棚”，人数在百人以上，常住深山与乡间；“斗板凳脚”属于最末一流，人数几人与几十人不等，如乡间拿着板凳围在一起聊天之类的小股团伙。

　　到了1920年前后，四川军阀——小至团长、旅长，大至军长、省长、督军，如杨森、刘存厚、刘成勋、熊克武、刘湘、刘文辉、赖心辉、周西成等辈，皆是老鼠动刀，窝里缠斗，相互攻伐，大打内战。各军阀不但无心剿匪，而且千方百计地拉拢、利用土匪。凡有兵之处即有土匪，有战乱之地即有匪祸，全川178个县，几乎全部陷入战争，土匪也散布四川全境，当时报章曾称四川为“盗匪世界”。

　　在这个“盗匪世界”里，又以川南特别是长江航线为重，从上游的宜宾直到重庆甚至武汉三镇，长江周边的山中“土棚”“广棚”林立。据粗略统计，当时仅宜宾到重庆一线，土匪的总人数已达到了10万之众，长短枪达四五万支，外加威力巨大的轻、重机枪200余挺，火炮近百门。原来的土匪以绑票劫财为主要目的，男票称为“拉肥猪”，女票称为“拉母猪”。随着形势的发展，匪众的欲望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

　　川南拉肥猪图

　　与南溪相邻的泸州，原来驻有一个旅的军队，后因内战爆发，该旅被当时的川军总司令、省长刘成勋调往北边隆昌、永川等县区作战，泸州只有一个连驻守。借此机会，泸州至宜宾一线及周边各棚土匪以陈云武（绰号大眉毛）、郭建章（绰号郭老外）、牟荣华（绰号牟公道）等为首，聚集2000余众攻打泸州。匪徒们一拥而上，很快攻进城内，城中守军不甘束手就擒，在连长指挥下纷纷掘起街道石板，筑成工事拼命抵抗，后与众匪展开巷战，终因寡不敌众，在伤亡数十人后，被迫杀出一条血路突围。匪众轻取泸州，大肆劫掠抢杀。陈大眉毛命人在街上张贴告示，自任城防司令兼永宁道尹，与泸州相连的合江、江安、南溪等地，全部为陈大眉毛等匪首所控制，南溪属下的李庄自然也成为其控制的地盘。

　　由于土匪势力不断壮大，往日土匪怕官兵，后来竟演变成官兵怕土匪。匪焰嚣张，往往敢与一个旅甚至一个师的官兵对阵，常使官军损失惨重。川军第六师师长邱华玉与川东边防司令汤子模在泸州交战时，邱华玉亲率两个连的卫队往前线督战，不料行至九层崖时，与广棚匪徒猝然相遇。双方枪战多时，邱华玉身负重伤，后虽被救出，终因伤势过重而亡。江（津）巴（县）壁（山）合（江）峡防司令印时安奉命率队剿匪，竟被匪徒捕俘杀害。

　　1921年，由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青年才俊、四川大邑人刘文辉（字自乾）出任川军旅长，驻防宜宾。刘氏抓住军权后，深感财权的重要，便委派他的兄长刘文彩（许多年后轰动全国的恶霸地主的典型代表，在家乡大邑安仁镇曾以著名的水牢、收租院等特殊符号名世）为四川烟酒公司宜宾分局局长。

《收租院》雕塑之局部

　　《收租院》雕塑之一部

隔江犹唱后庭花

　　1925年，年仅30岁的刘文辉收编四川军阀杨森残部，实力大增，防区由宜宾一隅往上扩展到乐山、仁寿、眉山一带；往下占据了南溪、江安、泸州等重要城镇。刘文辉本人一跃成为全省军务帮办、第九师师长并兼领第三十一师，地位仅次于四川头号军阀、控制泸州下游广大地区的刘湘。为了盘踞四川腹地。 1925年底，刘文辉将帮办公署、第九师师部设于成都，刘家军精锐亦随之移驻川西。宜宾城防交给其麾下第六混成旅旅长覃筱楼管理，行政财政诸权则尽落刘文彩之手。不久，刘文彩又被委以叙南船捐局局长、宜宾百货统捐局局长、川南税捐总局总办等职。至此刘文彩大权在握，独当一面，更是千方百计为其弟搜刮军费。此时的叙府是川省著名的商埠，水上船舶如织，百货云集，成为一个重要税源。刘文彩借此天时、地利以及兵强马壮的优势，大肆贩卖鸦片，并滥征捐税，处处设卡，对大小商贩围追堵截，想方设法敛财牟利。从乐山至叙府的水路仅200余里，刘文彩竟下令设关卡30余处。一路下来，价值500元的山货需纳税400多元。由内江至成都的陆路仅400公里，设关卡达50余处，价值300元的货物，税额几乎超过了原价。

　　刘文辉与妻子合影

　　1930年春，刘文彩正式在宜宾组建二十四军第十八团，自兼团长，开始以武力介入收捐取税的行动。1931年下半年，又组建二十四军第四十一团。此后不久，羽翼丰满的刘文彩将叙府第六混成旅旅长覃筱楼挤垮，自行组军。1932年1月，已成为四川省主席的刘文辉发布命令，成立二十四军叙南清乡司令部，刘文彩为中将总司令。至此，刘文彩这个从大邑县走出来的半文盲加土佬，声名鹊起，叙府的军政财三方大权完全落入他一人之手——这是刘文彩一生最为鼎盛的时期，也是川西南一带最黑暗的历史阶段。

　　登上陆军中将总司令宝座的刘文彩，为了维持各方面的运转和扩大自己的势力，在川西南地区更加疯狂地横征暴敛。除关卡收税外，还加派了护商税、户口派款、临时派款等苛捐杂税。比如临时派款就名目繁多，有所谓“公路费”“街道马路费”“码头捐”“国防捐”，等等。在所有捐税中，又以“国防捐”数额最大，一次派款总数就达100万元，约等于宜宾五年的粮额。

　　在这种恶劣局势下，许多商贩因沉重的捐款而血本赔尽，纷纷倒闭关门。有的为逃避追债者，不惜弃家“跑滩”（找一个隐蔽的地方躲藏），更多的索性为匪，除了拉棚子，便入哥老会，当了袍哥，与匪共谋。

　　1932年春夏间，驻在川东、以重庆为大本营的四川头号军阀刘湘，得蒋介石支持，拟订攻打刘文辉的“安川”计划。同年10月1日，刘文辉、刘湘（字甫澄）叔侄两川军巨头的战争爆发，这是四川近代史上规模最大，同时也是最后一次内战，四川大小军阀邓锡侯、田颂尧、杨森、刘存厚、李家钰、罗泽洲等均卷入其中。刘湘与刘文辉直接交手的第一仗就是川南的泸州之役，刘湘集海、陆、空三军外加所谓“神兵”，全力围攻刘文辉部控制的泸州，逾半月竟未得手。后因周边县相继失守，泸州孤陷重围，文辉部守将不得不于11月21日竖起降旗归顺刘湘。

　　泸州城陷后，刘湘部溯江而上，取江安，夺南溪，过李庄，直赴上游刘文彩控制的叙府。此时的叙府城高池深，粮弹充足，而且刘文彩手中有“叙南清乡司令部”辖下的两个团及刘文辉派来的高育琮一个旅，总兵力一万余人。在胜负未定之时，刘文彩决定与刘湘这位堂侄拼个你死我活，下令军队在城外的长江航线布防。但土财主毕竟是土财主，拨弄算珠子的好手不见得是指挥枪杆子的行家，毫无沙场履历的刘文彩这次打错了算盘。刘湘的二十一军在过李庄之后，弃水路而走陆路，沿两岸山中小路夹击而来，高育琮旅防不胜防，略事抵抗即退入叙府城内，外围尽为二十一军攻占。在隆隆炮声中，刘文彩携一个叫凌旦的爱妾登上城头，眼望蚂蚁一样围城的敌兵和弥漫天空的硝烟，自知力不能敌，欲弃城溃逃。在出逃之前，又以土财主的精明和奸商的恶习，给叙府民众留下了最后一个印记，那就是臭名昭著的“打门捐”。

　　按照军阀部队的惯例，每一次调防，都要向原驻防地区民众收一次开拔费。一般是由商会承头，部队坐收。因此次刘文彩急于撤退出逃，便下令手下部队直接催收。1932年11月23日，刘文彩在川南税捐总局办公室召开紧急会议，当场拍板：东城八万，南城五万，西城四万，北城三万。各城区款项限两天内收齐，并要各区团保现场开列交款户名单。会后由团保持刘文彩手令，带领军队赶往各户收取。如有不交或拖延者，按刘文彩发布的“留钱不留头”命令，格杀勿论，就地处决。

　　两天之后，刘文彩带着20万元“打门捐”，在炮火硝烟中率领亲兵和小妾凌旦，携带450多箱珍贵物件和银圆8000多块，匆忙逃出叙府出走家乡大邑。——这是大邑土佬兼中将总司令刘文彩，在叙府地盘上度过了整整10年后的最后一次出城。这一去，再没能回来。

　　文彩将军最深爱的小妾凌旦

　　刘文辉、刘湘叔侄双方经过短暂休战，1933年7月，刘湘亲自指挥的“安川战役”再度揭幕。此次战役是“二刘”之间的最后一搏。刘文辉在将有二心、士无斗志、四面受敌的险境中，自知没有取胜希望，便于7月8日通电辞去四川省政府主席之职，放弃成都，退守岷江雅安一线，随后在刘湘大军压境之际，又钻进了气候苦寒的西川不毛之地。

　　此后，在蒋介石等人说和、施压下，刘湘考虑到川省其他几个军阀对自己早已虎视眈眈，遂决定给堂叔刘文辉一线生机，以牵制其他军阀。进驻成都后，刘湘专门托人捎信召见刘文辉手下第一勇将、大邑出身的原川军师长，时任川康边防军副总指挥冷寅东，并说道：“我幺爸（指刘文辉）腰杆不能硬，腰杆一硬就要出事。我不是要搞垮他，主要是压低他的气焰。还让他保留部分队伍，以待将来西康正式建省，由他担任主席。”

　　登上川省主席宝座的刘湘

　　已是败军之将的冷寅东听罢此话，感激涕零，趁机进言道：“甫公（指刘湘）的安川军已占雅安，刘自公已让出汉源，他这个样子已不成气候了，安川军还是退出雅安，让自公回来吧？”

　　刘湘听罢，给了冷寅东一个顺水人情，说：“好吧！”随即下令“安川军”全线撤退，让刘文辉重返雅安。同时拨给刘文辉军服万套、大洋10万余元，以纾其难。刘文辉见回头有岸，急忙自我转圜，向堂侄刘湘通电认错，拥护刘湘统一四川，“二刘之战”至此画上句号。只是在长达一年多的交战中，双方投入兵力30余万，死亡达6万余人，耗资5000余万元，四川特别是川南地区的经济因此大战而遭到重创，直到抗战结束都没能恢复元气。

　　据南溪县志记载，被刘文辉、刘文彩弟兄控制了十年的南溪李庄，清末之时，虽然经济有所衰退，但从事食盐业经销的店铺仍达四五十家。随着辛亥革命事起，清廷在李庄专设的“食盐官运分局”和“缉私队”两块牌子被新兴军阀、土匪、流寇及当地的流氓、无业游民捣毁砸烂，负责盐务的朝廷命官，要么和当地军阀、土匪、流氓、袍哥同流合污，要么一个个被打得骨折筋断，或跪在地上哭爹喊娘，或抱头鼠窜，逃出李庄再也没能回来。至此，所谓的官盐在李庄及整个川南已不复存在，原来的引岸制更是成了扯淡的玩意儿（原规定五通桥出产的大河盐销往长江南岸，自贡的小河盐销往长江北岸，界线分明，不得过界，过界即为私盐，由官府捉拿问罪），大江两岸的盐业市场混乱不堪。在这种状况下，由于长宁、兴文、江安、珙县、庆符，还有其他部分地区，仍习惯在李庄进货，此时的李庄盐业并未呈现崩溃之象，大号盐铺仍有10余家，摊贩20多户。而且此时李庄南北两岸盛产的砖糖（即红糖）和土法制成的白糖，量多质佳，在沿江一带和南六县家喻户晓，久负盛名，吸引着各地商贩前来。这些商贩在流动交往中又运来当地的土特产进行交易，使李庄的集市贸易仍保持着相对的繁盛景象。连在本地人看来不值一提的桔糖，也成了湖南、湖北等地妇女产后必需的营养品，并成为供不应求的紧俏之货。

　　可惜这样的光景没能持续多久，随着各地军阀特别是刘文辉、刘湘叔侄盘踞长江上游的川西南和下游的川东南之后，长江沿岸的商业贸易每况愈下，在大小军阀不断的火并争夺中，大小棚子土匪、流寇、袍哥开始对地方工商界进行倾轧、盘剥与劫掠，使刚刚恢复的商业气象烟消云散。

　　据南溪县志记录的数字：在“二刘”割据、混战之前，李庄镇的工商业尚有40多个行业，从业者多达800余户，其中当地民众普遍看好的民族工业、交通运输业及手工业尚未计算在内。但自从以“二刘”为首的军阀在泸州与宜宾间大开杀戒后，夹在其间的李庄一度成为双方争夺的主战场。在大炮轰鸣、鲜血喷涌、哀号不止的拼杀中，李庄经济迅速崩溃，工商户中能苟延残喘、艰难支撑的只剩15％，且这个数字几乎全归于张家、罗家、洪家等几个有权有势、有人有枪的大家族门下。其他85％的中门小户只有少量资金，甚至一文不名，为了活命，全靠借贷、赊销，甚至以坑蒙拐骗为继。时间一长，有权有势的家族不再上当受骗，进入了催债、索债、逼债甚至把债主拿入官府，投入大牢逼供问罪的阶段。在绝境中，部分债主采取了“三十六计——走为上”的兵家策略，携家出逃，四处流窜躲藏。

　　大战未息，李庄商业界“倒账”“跑滩”者达到了120余户近千人。许多“跑滩”者后来都投靠了哥老会的舵把子、出没于深山丛林的大棚子，成了为害一方的土匪和盗贼。原李庄镇闻名川南的大号粮商蒋海云，因无力与军阀和当地几个显赫家族相抗衡，天生的刚烈性格又使他不肯向对方俯首称臣，苟延残喘，一怒之下，索性变卖家产，跑到山中拉起了棚子，并很快聚集了1000余众，操枪弄炮，往来于川江一线与川南深山草莽之中，成为大清咸同年间“张四皇帝”之后，李庄镇兴起的又一股庞大的武装力量。只是“张四皇帝”尚有一些非凡的政治理想，如夺川南，占四川，北定中原，一统天下，直至登上皇帝大位，建立汉人统治的帝国王朝，等等。此时的蒋海云只是拉着“大棚”的弟兄，在川南与川江航线忽来忽往，除了打砸抢烧，祸害百姓，偶尔抢几个大户富贾的花姑娘，所有理想与生活就是“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十毒俱全。面对当年的“张四皇帝”，后来的各色军阀以及蒋海云之流，皆应愧煞。

　　四川大邑县安仁镇刘氏庄园外景

　　当然，更令这帮军阀与流寇愧对古今的，是他们对当地百姓横征暴敛、残酷掠夺的恶行。1932年，在“二刘之战”爆发前夕，刘文彩为筹集军饷和中饱私囊，出动武装力量在其控制的南溪、李庄及周边县镇大征田赋，一次性预征了17年的赋税，竟征到了1949年。尽管搜刮的钱财如山，购买的枪炮凌厉，然刘文彩仍未摆脱战败出逃的命运。1935年，已控制川南和四川大部的刘湘二十一军，一次性预征了40年的赋税，征到了1975年；而其他各地的军阀如田颂尧的二十九军，又在刘湘的纪录上再度加码，一下征到了1977年；另一位实力派军阀杨森所率领的二十军，更不示弱，一次征到了1979年；川北军阀邓锡侯的二十八军在前几位军阀的基础上再创新高，一次征到了1981年；另一位军阀刘存厚的川陕边防军，更是预征到了2059年，时间跨度长达124年。

　　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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