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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书记以及政府干部的特殊身份使他（她）们对社会秩序和管理的责任不仅仅停留在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或治理问题，村干部的行为也同样受道德话语的评判和谴责。毕竟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政治责任和道德要求并不总是能明显区分的。

　　本文从“被嫉妒之罪”这一角度，通过分析“人缘”的观念和“素质”话语，来探讨由暴富所产生的道德困境和被嫉妒者所承受的道德谴责。为了避免恶意的嫉妒，培养好人缘（即积极完成对社会关系的责任）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当培养人缘的努力并不能起到作用的时候，“素质”话语则是道德化自身的重要武器。

　　▍“人缘好，不存在眼红问题”

　　2008年夏天，在兰营附近的市区任中学老师的许舒明，第一次直接地指出了人缘和眼红之间的关系，“如果你做得好，就不会有人眼红你”。“好人缘”既可以是避免眼红的关键因素，也可以在眼红的情况出现之后避免破坏性恶果。也就是说，有好的人缘，即使你有使人嫉妒的东西，眼红的矛头也不会直接对准你；如果眼红出现了，只要你会做人，就可以避免恶果。否则，眼红的人就会想方设法找机会下手。

　　许舒明老师解释说：

　　例如：假设一个老师在假期私底下给80到90个学生补课赚钱，而其他老师没有教那么多学生。学校的规章制度明文禁止收钱补课或者在校外办班。因此，这个老师很可能会被人向学校告发。如果他/她被人告发了，这说明了两个事情：一、这个老师人缘差；二、他/她因为招到太多学生补课，赚很多钱而被赚不到钱的人嫉妒。

　　城市里由于孩子家长一般都全职工作，没有时间在课外辅导孩子的学业，课外辅导班的现象很流行。许舒明老师自己也办课外辅导班，而她培养好人缘和避免眼红的策略是：

　　如果能挣5万，我只挣4万，你不能对不起人。我需要雇其他的老师来教学生，因为我只是数学老师，不能教所有科目。节假日我可能会多付200元给其他的老师。人缘是一种长期性的投资。你得拿出一部分挣到的钱和别人分享，永远都不要忘了该给别人送的礼，也不要在别人背后说坏话。得见人下菜碟：跟喜欢聊天的人聊天，喜欢喝酒的人就请他（她）们喝酒。如果你人缘好，别人虽然可能嫉妒你，但一般不会眼红。眼红只会盯上那些突然挣了一大笔钱，但看不起别人的人。只要你人做得好，不存在眼红问题。对别人大方点，这样即使你挣得多，别人也不会介意。否则，就会招人眼红和记恨。

　　许舒明接着讲了学校民主评议的事，如果一个人民主评议不过，会影响评奖、升职等一系列问题；如果一个人在教学和工作能力方面明显都做得不错，但是在这些会议上却老是有负面评价，这很有可能就是人缘不好和别人眼红造成的结果。“别人怎么看你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候选人各方面条件都差不多的时候。如果你和其他人关系不错，你就会在竞争中胜出”，许老师补充说道。“人缘”在兰营和西台同样重要，就像兰营经常给人做总理（办理红白喜事的总负责人）的刘叔解释的那样：

　　在农村人缘好坏相当重要。前面那姜家就人缘不好，去年正月初四老人死的，找人找的那叫费劲，前天死的到今天都找不够人。你说人家死怎么就有人抬，你们这怎么就没人抬。散出去好几拨找人的，回来说不是这事就那事，人家都不愿意来。老人这种事就看人缘。白事跟红事不一样，人家都主动往前凑，看看你们有啥需要，我们能帮点啥忙。红事都得你去请人家才来呢，白事不一样。我帮着操办这么多年的红白喜事，就只有这么一家办的那叫费劲，人（家）一般办事，总理安排就来了，有请必到，然后安排你去干啥他去干啥特方便。就这家连抬（棺材）的人都凑不齐，你说那怎么办，总不能把老人就放家不抬走吧。后来没办法就亲戚抬吧，自己家的都上，一人给一盒烟、20块钱。这么多年，我就从来没听说还有花钱请的。按规矩是没结婚的不抬。这家人就是处事有问题。

　　无论是民主评议这样的制度设计，还是红白喜事这样的风俗仪式，人缘好坏都成为事情顺利与否的关键性因素，培养好人缘需要懂得与人分享，那坏人缘又是如何造成的呢？刘叔继续解释道：

　　比如说，我跟你家借个铲子给使坏了，我就说要赔。一般会办事的就说“赔什么赔，也不值多少钱”。这样人家就领你情。还有一次比如办白事借菜刀、菜板子，人太多啊，自己家不够用就跟周围邻居借。使的时候就都混着，然后压面的时候就用了他家的菜刀，人家一般人都说用就用了，他就非不干说不吉利，说：“你怎么不用你们自己家的刀呢？用我家的。”那你说当时都用混了，谁知道啊，所以说有人啊就不会处事。这样的人遇事就没人上前。过去都讲结派，现在也是，通过选举就能看出来。现在表面一般都看不出来，像过去就打。现在明着看、偷着告状，还有上诉的，中间协调。到大事上就能看出人缘好不好，来往多不多了。

　　人缘好坏、人情份往、为人处事都是日常生活--无论城市还是乡村--每天都要遇到的问题。杨美惠对中国社会中人际关系的艺术和关系学进行过非常全面和细致的研究。对她来说，“关系学涉及礼物、恩惠和宴请的交换，个人关系和相互依赖的网络的培养，义务和负债的生产”(Yang, 1994: 6)。这些关系学的实践和关系学的本意都向我们展示了“个人关系所牵涉的权利，及其在满足日常生活的需求和愿望所占的重要性”。并且，我们“可以发现这个观念是所有地方的中国人所共有的潜在的文化假设，包括无论1949年建国前还是建国后的大陆地区”(Yang, 1994: 6)。人缘，从某种程度上是人情的结果和试金石。人情做得好，就有好人缘；反之，不懂人情世故，人缘就不好。杨美惠也详细阐明了作为工具性的关系与感情和人情之间的复杂联系。按照她所说，“并非所有的人际关系都是由感情维系的。人情，作为一种适当的社会形态的表现，很少涉及情感。与‘情’作为情感的概念核心不同，人情的话语则清晰地表达了一种社会行为举止上的道德和礼仪性特征”（Yang，1994:122-123）。她介绍了当代中国语境下人情的三层含义：

　　第一，人情作为人本性的一部分，这里的人类本性不是从个人角度，而是从社会关系和社会互动的角度上来说的，而且这种互动是带有感情的。这种感情不只是情感的，也是伦理的，这也是人和动物的区别。按照人情来行事才是道德的人，才是“会做人”。否则，就会被质疑是不是人（道德意义上的）。第二，人情是在社会关系之中的恰当表现，互相以特定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为基础来对待对方。这里强调的是合适的行为，而不是天生的特质。第三，人情也指代以情感连接、以责任感和负债感为基础的互惠和互助。(Yang, 1994: 67-68)

　　简单来说，人情必须包含符合相互地位和社会关系的合适行为，而以人情为基础的“会做人”是衡量是否为成功的社会人最基本的道德标准。一方面，杨美惠详细分析了在当代中国，为了“满足日常生活的需求和愿望”而实践关系学的必要性、频率以及重要性，但是她也低估了人缘的重要性，尤其是人缘作为人情是否做得好的评判标准和决定事情成败的重要作用。对于杨美惠来说，关系学是人们通过使用伦理、策略以及礼节积极而又有意识地获取所需、培养人际关系的艺术；而本文所论述到人情实践的意义则是如果人们不再积极而又有意识地获取所需的同时激发出个人的受欢迎因素--好人缘--那么通过这种积极的关系学所获得的任何成就都可能会受到眼红的阻碍和破坏，“会搞关系”（成功的关系运作）和会做人（懂得为人处世）并不是完全重合的。因此，关系学以及处理人际关系的艺术不应只是关于“主动的获取”，同时也与“被动的保护”（自己的所得不被侵害）密切相关。

　　日常生活下人缘的培养以及社会关系的维系，包含了对自身及相互关系的合理认知及合适的行为举止，这些合适的举止有一定的情境性以及相互性。同样给秧歌队付一百元，如果是开矿公司就会被认为是吝啬，而如果是本村的小卖部老板则会被称赞为“慷慨大方”。在下文中，我将着重介绍在因铁矿暴富但同样“穷的穷、富的富”、贫富差距快速加大的王村，好人缘是如何被有意识地培养以及这种人缘培养的有限性。

　　▍一个示范村

　　王村是远近闻名的富裕村，它是国家级的模范村，有规模可观的集体资产，还有一整套令其他村羡慕的社会福利制度。自2003年以来，靠村集体的力量，王村已经投资了将近1亿元修建了49栋大楼，共480套住房。每个村民都可以花很低的价钱购买一套住房，村财政还对村民所有的花费都进行补贴。全村将近90%的村民目前都居住在这些大楼在里面。而且，村中心有一个装修精美的休闲广场和公园，这里有音乐喷泉、雕塑、大型电子显示屏以及其他的体育设施。王村的生活环境甚至看起来比城市还整齐、干净。除了一系列便民活动之外（如请专业的医生来村里会诊、举办娱乐活动等），本村大学生还可以享受特殊教育津贴，每个60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领到养老金。王村的村民也知道本村的优越状况，他（她）们以住在王村而自豪。几乎每周都有访问团来学习他（她）们的成功经验，兰营和西台的村民也觉得完全搬到城里没什么好（比如地方挤、被城里人看不起、生活不习惯），王村才是农村发展的目标。

　　王村的村支部书记也因为带着村民致富、建成小康村的突出成绩而成为当地的名人。他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被授予许多的奖项--以奖励他为王村的发展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包括“全国劳动模范”“省优秀共产党员”“省十大杰出青年”等等。王书记1987年被选为村党支部书记，那时的王村除了8万元的外债什么也没有。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收回村有的一些矿产公司，与有能力将其办好的并且能付得起租金的新的经营者签订了合同。之后他带领村集体偿还了村里的债务，清算了所有的死账，向农民介绍提高农业收入的科学方法。到1991年的时候，王村已经成功摆脱人均收入低于1100元的贫困状态。1993年，王书记不幸患病，所有村民都积极帮助他，把他从病魔手上拉回来。大家都积极捐款、捐物，市电视台以及其他广播公司也帮忙筹款，最终筹集到10万元来为其进行手术治疗。王书记出院以后，虽然当时的健康状况依然不乐观，但他仍然向银行贷款40万元，向村民集资70万元筹建了他（她）们的第一个铁粉加工厂。由于他的明智投资以及努力工作，王村一年之内就收回了之前投资的100多万。从此王村开始涉足不同领域，比如烟花爆竹生产厂、烧砖厂、糖厂（后来效益不好陆续关掉）。由于铁矿石价格的快速增长，王村的财富--主要来自铁矿厂--也增长到了空前的水平。

　　在王村，除了集体企业以外，有17家企业是村民私人经营的，其中有10家是大型企业，这些企业的总生产总值可以达到1亿元。人们估计，王村身家上千万的就得有二十几个。同时，王村约有1700名外来打工者，几乎与本地村民的数量相等。王书记后来告诉我，在这个村子里仍然是“穷的穷，富的富”。总体上来说，王村村民的工资收入还是稍微高于西台和兰营，但对那些拥有矿产相关生意的人来说，2007年一吨铁矿石的价格是660元，高的时候680元一吨，而两个月的生产可以卖出1千吨铁矿石，收益轻松超过数万甚至数十万元（除去工人工资、机器购买维修、上税等等）。所以，表面上看，在王村所有人住的楼房都是一样的，但是收入差距却非常大。曾经在西台遇到的常给王村送铁矿石的人也说：“别看表面上好，那地方贫富差距更大呢，富的挺富，穷的也挺穷。那楼是不用花钱，大家都住的一样，其实真的过日子还是有差距。”

　　老李是我在王村广场上遇到的一个中年人，他女儿嫁到王村，他和妻子过来给女儿看孩子，暂住在王村，他临时找了一个在保管炸药的仓库做保安的工作，他告诉我：

　　这儿很不错，但所有的东西都得花钱。在一个一般点的村里，你一个月差不多只花10到20块的电费，但是在这儿每个月至少要100。你这电器更多，电费也更多。比如我们的冰箱，以前都不插插头的。我跟我女儿说冬天我们肯定不用，但我女儿说她们在夏天也不敢用（因为电费太高了）。

　　村子整体积累的财富所带来的一个后果是王村的生活成本与周边的村子相比要高很多。一个被访者告诉我：“这边什么都贵，连宾馆吃饭，在市里同样的价钱吃得都不错在这边都不行。包车什么的都贵。”比如，村里主干道旁边有很多车排队等着拉活，在其他地方可能坐一次要10元，而在王村就要翻倍。王书记的妻子告诉我说，人们知道王村有钱，因此很多人来这儿就是为了卖东西挣钱，价格也就抬高了。

　　▍暴富、眼红、人缘

　　王书记家是一套宽敞的三居室，每个卧室都有一部电视，客厅有一台32英寸的彩电、真皮沙发以及很多看起来很高档的装饰品，家里的装修也很豪华。一开始我以为这就是富裕的村子应有的富足状况，直到之后有机会被邀请到村里的其他村民家，才发现有不少人的家里除了简单的沙发，无论是装修还是日常用品都简单得多。王书记的妻子也是本村人，亲戚朋友很多，有些也是有铁矿生意的，她们聊天最常说的就是如何“花钱如流水”，与王书记的妻子相处的几天才发现村里富人生活方式的不同。他（她）们日进斗金，生产的铁精粉待价而沽（一天可以接到十多个买家的电话、供不应求），可以顿顿都在餐厅吃饭，也常常约着出去旅行--如果不是去国内其他地方就是去附近的度假村钓鱼，他（她）们也会网上聊天，甚至讨论外科微整形。无论是与兰营还是西台的村民相比，甚至是与王村的普通村民相比，这些“矿主”的消费水平都高得出奇。矿主及家人一掷千金的做法，自然与铁矿生意赚钱快、赚钱容易紧密相关。来王村之前，在这一地区调查，可以听到很多诸如“一天挣80万”“招了很多会计来数钱都数不完”，或者关于“数钱数的太累就不数了，直接用一把尺来量钱的厚度”这种广为流传的饭桌故事。在王村的生活让我亲眼看到因铁矿一夜暴富的实际状况。在一次有政府官员参加的饭局里，曾经听20世纪90年代当兰营县副县长的人讲过一件事：

　　要知道，作为一个副县长，当你签署招标合同（将铁矿租给私人企业）的时候，你就知道只要在矿上投资2000万到3000万，就可以变成亿万富翁。你知道你签出去的是（给别人的）巨额的财富，但是你没有办法（为自己谋福利）。就好像看着别人捡了所有的钱但是你就是动不了一样。

　　这种财富上突然的、巨大的差别实在让人无法忽视，所以关于“别人很有钱”的段子往往是以一种嘲讽的语气说出来的，有时甚至暗示这些迅速致富的人“没文化”“运气好”，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短时期内一部人获得了巨大的财富，另一部分人无奈的做了看客，这种情况很难让人不眼红。

　　一天我陪周阿姨（王书记的妻子）和她的朋友们一起吃饭。大概有10多个人，饭桌上聊到打车去城里买衣服，其中一个阿姨对着周阿姨和另外两个人说：“我现在都跟你们去不起了，看你们吃啥穿啥！”周阿姨马上反驳说：“你这话就不对了，有我吃的就不能让你饿着，有我坐的车就不能让你地走（步行），还不跟我们去了？！”另一个人马上说：“你可不能这么看小周，我那天去吃饭，碰到一个县长的老婆，特别不爱理人，我心想，你一个县长的老婆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书记是全国人大代表，他媳妇跟我们都是平起平坐的。”周阿姨也接着说，就怕别人跟她生分了，“人家叫我名字我就觉得特亲切，谁要是叫我书记媳妇，我那心里咯噔一下，那就是不跟你交心，把你看成外人”。

　　周阿姨家突出的经济条件还是很难让人心理平衡的。另外一天我们和另外一对也有铁矿生意的夫妇吃饭--他家的铁粉加工厂没有采区，得买石头加工，周阿姨娘家的厂子自己有采区，石头的品位也不错。本来在闲聊什么，那个男人突然对周阿姨说：“我们挣一年的钱赶不上你一个月挣的，不对，赶不上二十天挣的！我们挣的那才叫辛苦钱，受累钱。”周阿姨说，“我们花的一个月的赶上你一年花的，你怎么不算这个账啊！”气氛有点尴尬，过一会儿大家就转移了话题。

　　这种生活条件的巨大差距很难掩饰，尤其在一个“知根知底”的村庄背景下，但是周阿姨不仅谁都认识，朋友很多，人缘也非常好。我们在餐厅吃早饭的时候，旁边一桌要是正好坐的是她认识的人，她会帮他（她）们一块儿结账。在一次饭桌上，她跟大家说要是王书记还当选为下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她就请所有人吃饭；要是别人把她当外人、不跟她交心，她就不高兴。大方慷慨、待人平等、乐于助人、适当的分享（无论是送礼还是请吃饭）都极大地促成了周阿姨的好人缘，即使别人明显眼红她家条件好、挣钱快，她也适时回应、维持跟这些人的友好关系。她通过说自己花钱更多试图弱化别人的失落感或不平衡感。好人缘除了合适的行为举止之外，在财富的差距上，也要尽量去（即使是表面上）缩小、适当的分享财富，以及传达“我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有钱”，而且“我也有你所不知道的难处”。在这种背景下，培养好人缘有点像西方学者评论的在看重集体的社会里，避免嫉妒的策略常常是“过度谦虚”或“自我贬低”(Schoeck, 1966: 55)，而且这才是文化上合适的行为。

　　在这样一个相对极端的贫富分化的环境之下，好人缘以及培养好人缘的努力至少在表面上维持了相互之间的友好。但是，显然这种无法忽视的巨大差别还是无法简单地把眼红或嫉妒情绪轻易地化解掉，尤其是王书记作为王村村干部的特殊地位，使得他（她）们不仅仅要对周围亲近的邻里朋友负责，更是要对全村负有某种责任。虽然王村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周阿姨常常说：“我都叫他（王书记）退出来多少次了，他的工作实在是太难做了。就是个受累不讨好的活儿。”王书记在一次访谈中也说：

　　实在太难了。人们的欲望和要求实在很难满足。这几年下来大家的想法心态都有了变化，跟过去不一样了，真是越来越难。我也常常觉得干不了了。

　　现在就好像大家都盯着那碗水，看你能不能端平。要不就好像我们村干部从中得了多少好处似的。现在大伙就是埋怨我不分钱，但是他没想我盖这些楼、办这些事也没跟你收钱呢。他就是看到你挣来那些钱，就没想到那些钱挣得多不容易，花钱的地方多多，所以现在就是你受多大累操多大心根本得不着好。

　　显然，很多村民已经不满足于“小康村”的富足条件，而希望得到更多。作为一个村支书，其道德要求已经不仅仅是跟人分享、培养好人缘这么简单了，因为他有更多的政治责任，而这些责任也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王书记解释道：

　　因为现在村里最大的这个矿是从国营大矿收购的，人家里面都是外地人。所以其实本村的并没有多少人在里面上班，所以这些人也不归我控制，我也没有制约人家的权力。所以大伙现在也是想什么的都有。王村这地方吧，其实特别怪，城市不是城市农村不是农村。虽然吃住这些好像跟城里差不多，但是想法很不一样，改变起来也不是一天两天的。

　　▍官员腐败还是群众素质低？

　　通过培养好人缘，恶意的嫉妒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但这似乎只限于一般的人际关系原则，对于村干部，就不仅仅是人缘好不好的问题了。不过，村书记以及政府干部的特殊身份使他（她）们对社会秩序和管理的责任不仅仅停留在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或治理问题，村干部的行为也同样受道德话语的评判和谴责。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政治责任和道德要求并不总是能明显区分的，正如萧凤霞所说，“庞大帝国整合的实现更多的是依靠共享的文化遗产，而不是军事力量或者法律-政治管理，这导致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和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两人都在共和国时期来华访问过--评论说‘中国的政体是一个文化现象’ 。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缺少‘通过武力获取服从的独裁者’，而是说这种权力的本质和基础以及以此来实践权力的方法（是文化的）”(Siu, 1990: 7)。项飚同样提到了普通人“国家观念中的社会性、政治性和道德性密不可分”（项飚，2010：123）。

　　一方面，“国家”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被道德化、总体化、自然化，很少人质疑其合法性和正义性；另一方面，大家对具体国家机构的行为则高度怀疑，老百姓和具体国家机构的互动利益化，甚至机会主义化。这两个层面上的冲突又反过来进一步使国家观念道德化。老百姓用道德化的语言来批判地方政府部门，在日常生活中对具体机构的不满意激发他（她）们对国家的道义期望（项飚，2010：118-119）。

　　这种“对国家或村集体负有带领所有人致富”的道义期望以及对于地方政府尤其是村长、村委会的“是不是好人？是不是好官？”的道德化批判在王村、西台和兰营都并不少见。这些指控一般集中在以下三点：第一，腐败，认为官员们贪污了村里的钱。村民们看到矿业公司的生意蒸蒸日上、财源滚滚，虽然本地的经济条件日益富足，但是那些当官的没事就去饭馆吃饭还是会让人议论纷纷。很多传言说矿产公司会上缴一部分收益给村财政，但是村民们谁也没见着这笔钱去哪了（或者认为就是被村干部们大吃大喝花掉了）。第二，官员们都只想着自己，不为全村的未来发展考虑；第三条和上一条密切相关，当官的经济条件普遍都比较好，他（她）们肯定都滥用职权为自己牟利、中饱私囊（否则为什么那么多人都积极争当村长，还不是因为有利益）。

　　很明显，地方官员们也很清楚这些对他（她）们的指控，正如王书记所表达的，村民们的要求无穷无尽，甚至很多根本无法实现，且并不是他权力范围内的事。而一旦村民们不满意现状，就会认定官员腐败。比如，西台村的村长会解释去找那些跟西台毫无关系的矿上要钱是完全没有道理的；王书记提到的集体资产在给村民办事的时候已经花掉大半；兰营村的村支部委员说“工资都欠了很多年，哪有村民们想象的那么多好处”……但是村民们还是要问：“钱都去哪了？为什么村长都那么有钱？”这些指控已经不仅仅是通过法律或行政手段去判断是不是贪污腐败的问题，更多的是一种道德上的判断--“他（她）们比我有钱（或者有那么多钱），他（她）们一定不是好人”。比如兰营村的村长，村民们也在议论“他虽然很低调，穿的并不好，但实际上也是个百万富翁，而且也可能私吞了矿上缴给村里的钱”。事实上，兰营村村长曾经在一个矿产公司当经理，2003年的时候一年就能挣好几千块钱。后来矿上发生了一起事故，没办法，作为负责人，他只能离开了。在刚开始竞选村长的时候，乡里很支持他，因为他（她）们觉得，应该找一个有钱的人来当村长，这样至少他不会贪污村里的钱。如果选了一个本来就穷的，那就肯定只知道侵占集体的利益。另外一个村的村长也是这么选出来的，他自己说：

　　现在的老百姓都急红眼了，就想拿着20万、30万（因为建矿）搬迁。你说村里那点钱还没我自己挣得多呢，我那几个矿点现在能卖几百万。他（她）们就看我盖了小楼了，开一个破车，就觉得我贪了多少钱。我听说他（她）们花了几千块钱给会计去查账，说上面拨了50万但只入账29万，多亏那些开会记录还都有，他（她）们后来没找着证据才算了。那谣言多着呢。我不想干，家里也不想让我干，就那几个支持我的说让我一定得干。

　　当村长可以获得更多其他意义上的实惠，也许不是直接的金钱交易，但是与上级政府以及矿产公司打交道而积攒起来的社会资源和社会关系对自身的发展当然会有很多的好处。对上面提到的村民的三种指控，一般的比较直接的否认方式是：第一，可以查账，钱并没有少；第二，为老百姓考虑了，可是他（她）们常常不领情；第三，多数的村长本来就有钱，而不是当了村长贪污来的。不过，与政治上的协商不同，包括即使查账最后没有结果也并不能洗清官员们所面临的“不是好官，也不是好人”的指控，很多村民因此被贴上了“无理取闹”的标签，在一个紧密的道德共同体内，应对这些道义指控的主要是“素质”话语：

　　跟其他地区相比，西台人的素质还很低。他（她）们想要的就是讹钱。比如，你说你这地种玉米一年也就五百多块钱，你现在什么都不用干一亩地一年也能挣五百多。现在的问题是老百姓都被惯坏了，亲民政策对农民不教育，（农民）愚昧，素质低。

　　这是村长在抱怨开矿征地中老百姓给他的工作带来种种麻烦时说的话，当然老百姓自然也觉得他肯定是贪了钱。在以免征农业税、提高农产品价格、耕地保护以及呼吁保护农民利益为基础的一系列亲民政策的背景下，政府强制性的开发和征地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也给地方政府的工作推进带来了一些阻碍。正如另一个乡里的干部提到的：

　　亲民政策也不完全对，愚民要教育，刁民要管理。亲民再亲民，亲的是良民，你也不能亲那些刁民。上面的政策执行有困难？根本没法执行。中国这么大，人家制定这个也不可能按照你这儿的情况。现在就两个目标：经济要发展，社会要稳定。就这两条。说到底还是老百姓素质太低。素质低主要是什么？一个是没文化，二是没见识，没去过别的地方。没上学，至少书本上还教一些东西啊。你建这些都是为了他（她）们好，他（她）们不这么想。你看我这个办公室（里外间），这都是我来以后弄的，你看对面那些都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但是乡政府我好管，这些人都听我的，老百姓可不好管，你说什么他（她）们都不听啊。老百姓就觉得，我煤油灯都点过，现在就不错了，我也不想改。

　　在地方政府层面，一方面是基层政府谋发展与求稳定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是整体经济利益（财政收入、GDP指标）和农民自身利益之间的矛盾。关于政策的强制性、农民利益受侵、征地纠纷以及上访和治理都有不同角度的研究成果（Brandtstdter，2011；Lora-Wainwright, 2012；陈柏峰，2011；谭同学，2016）。对于普通村民来说，道德谴责是少数的有效工具之一（法律武器、维稳的压力、对权力的解读、乡村精英、嘲讽及破坏之外，如Steinmüller, 2013; Steinmüller and Brandtstdter，2016）。无论是兰营、西台还是王村，几乎各级官员都处在解决冲突、减少冲突以及处理村民不满情绪的重压之下，而亲民政策的要求使这些工作更加难以进行。每个人都希望从经济的繁荣发展中轻松地、快速地获益，政府似乎也有义务使他（她）们的梦想成为现实。但是现实的情况是，只要涉及经济利益，就免不了争吵和纠纷，（其中一个官员试图否认村里有纠纷，另一个官员说“算了，她肯定都知道”），而维持稳定的任务从某种程度上使经济发展的压力倍增。虽然不仅仅是出于羡慕或嫉妒，同时是一种时不我待的紧张感，正如之前那个村长提到的，当看到别人挣了那么多钱，大家都“急红眼”了。“造谣”“讹钱”“找事”“胡打乱闹”已经不是个案，而是层出不穷，这直接威胁到地方干部的治理能力。

　　没素质，可以被理解为：没文化、不理性、无视法律法规、不讲道理、说什么都没用……正如任柯安（Andrew Kipnis）的研究所指出的“引用素质的说法可以给一切社会和政治的分层以合法性，‘高’素质的可以比‘低’素质的有更多的收入、更大的权力和更高的地位。在农村的背景下，干部们通过强调他（她）们的素质比周围的农民高来维护自己管理的合法性”(Kipnis, 2006: 295)。而安德训（Ann Anagnost）给素质更为确切的解释：

　　素质，不是一个新词，但是在始于1976年的经济改革中，当素质和人口这个概念联系起来，它获得了一种新的话语力量。关于人口素质的话语可能最早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在考察农村贫困问题的政府文件中把中国没能现代化的原因归于人口素质低，尤其是农村地区。20世纪90年代初，人口素质已经成为官方文件和干部指令中的核心术语，即使那时素质已经在更广的范围内传播并作为解释所有那些阻碍中国在世界上获得其应有地位的原因(Anagnost, 2004: 190)。

　　素质的使用范围已经被大大地扩展了，而且，“素质”与“腐败”的话语一样，是地方官员和老百姓合理化（道德化）自身的两种重要话语。“素质低”成为论证某些村民如此不满、找麻烦、诬陷官员腐败的便捷方法，它也为官员们撇清他们引发了这些行为又无法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的道德责任提供了有效的“理由”。尤其是提到眼红这一话题时，用低素质来解释不合作、闹事、冲突等一系列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同样消解了被眼红者承担的道德压力，以及眼红者的“正义性”。

　　▍道德困境

　　“眼红”当然不是与财富相关的冲突和经济利益纠纷的全部。但是有关眼红的地方讨论，眼红者和被眼红者所使用的道德话语和框架为理解暴富以及暴富对人际关系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本文关于眼红的道德讨论集中于“被眼红者”，无论是一夜暴富、财源滚滚还是位高权重。如前所述，嫉妒从某种程度上是弱势的一方公开进行道德谴责的武器。被眼红的对象往往会感觉到道德的压力，被认为是不道德一方的指控以及努力为自己辩驳的需要，此类对被眼红者特殊的道德责任和压力也是中国文化非常特殊的一个现象。对于社会交往来说，人缘的培养--尤其是对人际关系责任的认知和有意识的培养--可以尽量避免恶意嫉妒的发生和破坏性作用；对于被极大道德化的干部和群众关系来说，“腐败”和“素质”的话语成为双方极力占据道德制高点的重要武器。正如“腐败”对官员的杀伤力之大，“素质”对于任何无须解释的负面行为有着不言自明的合法性。嫉妒，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惩罚违反社会准则和既有社会关系机制的行为。从“人缘”到“素质”，这两套话语解释了“被眼红者”避免恶意嫉妒的发生以及道德化自身的努力，这种努力的核心在于，在暴富和财富极大不均的基础上修复乡村人际关系、避免破坏性恶果的产生，虽然这种努力收效甚微，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

　　对于中国社会道德实践、道德困境、道德危机、道德退化以及道德真空的讨论是近年来人类学和中国研究的热点（Liu, 2000; Yan, 2009, 2011; Oxfeld，2010; Stafford, 2013; Lee, 2014;），从长久以来延续的儒家为代表的传统的以家和等级秩序为基础的道德伦理，到社会主义时期国家全盘接管的以“同志”和“阶级”定义的社会秩序，再到改革开放之后金钱至上、市场伦理等新的道德标准的冲击，不同的学者从不同角度和立场对中国社会经历的道德转型进行了解读。可以确认的是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改革开放以后道德标准存在多元共存甚至相互矛盾的情况。正如刘新所说：“在这个转型的时代，北方陕西农村社会生活的重要特征就是缺乏任何形式的道德经济。这并不是说个体都从共有的限制中解脱出来，但是关于这些限制的标准和规则无法用任何连贯的方式表达出来。也就是说，并没有一贯的”道德标准“来指导和决定社会行动以及文化意义。相反，事情的秩序，而不是已经在秩序中的事情成为讨论的核心”(Liu，2000:182)。石汉（Hans Steinmüller）同样讨论了当代中国意识形态与社会选择之间的矛盾：“私人生活选择的多元化与相对固化的公共和官方话语形成对立”，在这样的背景下，讽刺和犬儒随处可见（Hans Steinmüller, 2016: 1）。同时民族志作品对于讽刺、嘲讽和犬儒的研究表明了行动者自身面对这些矛盾的日常策略，“对行动的解读往往变成情境性的，自身行动的合法性往往通过不同的道德框架来证明”。一些人用嘲讽的语气承认自己的冷酷无情--比如机会主义和不道德的利用任何机会来赚钱的人，但是这些人又会警惕其他领域内道德责任和道德判断所产生的不道德判断（Steinmüller, 2016: 8）。

　　道德框架和日常伦理选择之间的不一致和矛盾也引发了一系列对于道德断裂和延续的争论，包括如何利用这种矛盾作为争取公民权的工具（Brandtstdter，2011）。在与财富相关的道德框架下，这种矛盾同样突出，财富一方面在“先富”的框架下是被保护和鼓励的，而在“共富”以及平等主义的前提下，又是被谴责的；财富既对人际关系产生了破坏，又是维系人际关系必不可少的一环。由财富，尤其是暴富所带来的自我利益与他人关系之间的新的矛盾与张力使“被嫉妒者”处于道德困境之中。以眼红的讨论所表现出来的对这一困境的应对最核心的同样表现在个人利益与村庄共同体发展之间的矛盾，尤其是在王村这样一个社会主义示范村，“共富”的期待以及集体的壮大是作为标准和示范来实践的。而不均富的状况，以及财富水平的迅速拉大使得这一“示范”变得难以为继。正如李瑞（Ralph Litzinger）所提到的，“共产党鼓励共富，但是机会和收入的差别刺激着各种各样的嫉妒心理，创造出一个竞争激烈和幕后控制的局面”(Litzinger, 1999: 308)。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共富”是不可能的，但是对于“共富”或者自己也能一样富裕起来的期待并没有完全消失。在一个“恨人有，笑人无”“穷恨你，富骂你”的村庄社会背景下，在追求经济发展，一夜暴富成为现实的刺激下，人们对财富的追求和渴望只能越发强烈。与改革开放初期的不平等被容忍不同，那时人们还相信这样的不平等是暂时的，现在，人们面对财富差距越发难以平衡，因为人们越来越感觉到机会的稍纵即逝，尤其是对开矿这样一个充满了不确定性和风险性的行业来说，机会恐怕错过就再也没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每个人都相信应该平分到家门口这些连绵大山里蕴藏的财富。财富不均已经成为现实，每个人都只能尽量为自己抓住机遇，甚至孤注一掷。在机遇和财富面前，道德似乎显得没那么重要。

　　但是对于嫉妒者来说，这种想要“别人有自己却没有的东西”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这一方面凸显了自身的“没有”，即弱势，另一方面去抢夺别人的东西恐怕也没有任何道德上的优越感。不过，去抢夺本来就是自己应得的，就会显得正义很多，虽然什么是“应得的”这一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村民尤其是干部评论说，眼红是这些行动（“捣乱”“无理取闹”等）的动机--急红眼了，不管钱是谁的，抢来再说。不过，在一个村庄共同体内，“人缘”的重要性还是让所有人都没有放弃用不同的话语资源来进行道德化自身的努力。公开场合表达恶意的嫉妒，或者明显出于嫉妒的破坏行为，如果被人发现，仍是一件羞耻的事情。但是，如果这种行为是由被嫉妒者，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刺激，如人缘不好，故意炫耀财富、口出恶言、看不起人，那么被嫉妒的一方就要承担报复性事件的后果。“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没有人本来就应该富有，财富的获得轨迹无疑经历了非常大的改变。与道德观的变化相比，财富观念的变化可能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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