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烟爷(爷叔倒卖香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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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屎十”
◎庞边
(作者简历:庞边,北海人,广西作协会员。)
写下了这个称谓,并不是我对主人公有所不敬,相反,在我的心里,对他是十二分的尊敬。我之所以这么写,是尊重历史,依事实录。
他姓吴,名一伟,是我的中学老师,四年中学的班主任。我上初中是1969年,其时文化已被大革命了四个年头。学校响应领袖教育要革命,学制要缩短的号召,六年制中学缩短成了四年(初中两年,高中两年)。学校当时叫党江农中(农业中学),才成立一年。在我们前头,有一届两班的学生,我们这一届同样是只招了两班学生。学校校址在乡镇上,租用几间旧房子当教室。一年后,学校迁移,搬到了离乡镇一百多米外的南流江边。后一年,学校改了名称:党江中学。这个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学校当时大约有教职员工二十多人。绝大部分的教师或多或少都有着“成分高”、“政治问题”的污点,被赶(下放)到了这学校来的。他们被斗争过多次,身上的文化被革了命,然后被下放到这间简陋的乡村中学,相当于古代官员的流放充军。这些人中,有从各个城市来的,也有从合浦县各个中学下放来的,可以说“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他们有的原是校长,有的是教导主任,有的是大学讲师,每个都是有料的人。有一位戴着茶杯底厚近视眼镜的蔡老师,毕业于复旦大学,是一栈一栈从上海被下放到了我们这儿。于是就有人开玩笑说:“党江中学是池塘小,王八多啊!”
吴一伟老师是其中三个不在下放之列的老师之一。我们学校建校迟,思想政治工作抓得不够完善,没有发生批斗老师的事件。吴老师没有把被赶下来的同事视作另类,认为自己高人一等,他认为大家都是一类人——教书先生。他是本地人,毕业于广西师范学院化学专业。本地姜不辣,他也没能被例外,在学生心里,他没得多少尊敬。学生当面喊他吴老师,一转过身,稍为老实厚道的学生就称他十哥佬,不太厚道的则呼他为“烟屎十”了。他在族中排行第十,于是“阿十”,“十哥”,“十哥佬”,“烟屎十”,这些附加给十的形容词,就应时与随人所好而赋予他了。“十哥”是尊称,“十哥佬”算中性,“烟屎十”就不那么中听了。无论什么物事,一旦粘上了“屎”字,总不会好听到哪儿去的,与教书先生的儒雅,就更是相去甚远了。他这“烟屎十”称号是怎么加身的?因为他烧烟烧得太厉害了。厉害到什么程度?一天只点两次火柴,上午一次,下午一次,上午下午嘴里香烟不断。一支烟快烧完了,他用烟屁股引燃下一支,就这么一支接着一支的抽。他抽的大多是八分钱一包的经济牌香烟。
香烟抽多了,他身上便烙上了“三黄一臭”印记。三黄是:左手伸出来,食指中指的末端是焦黄的,活像两节烤得很好的香肠;牙齿是黄的,一张开嘴巴,上下门牙不像是他的,倒像是假的;露出衣服外的皮肤是枯黄的。一臭:是全身上下都臭烟味。就算他不抽烟,迎风站着,在他上风十步开外,也能闻到他身上散发的烟味,若处他下风,百步之远也会被他熏到。对烟味的形容,家乡话是:臭烟屎!烟而有屎,说明这烟味已到了与大粪同臭的地步了。吴一伟之“烟屎十”称号就这么得来。
他除了喜欢抽烟,还有另外两好:一好饮酒,二好狗肉。好饮酒,不仅酒量大,半斤不醉,一斤不倒,且见酒必饮。他的认识是:“见酒不饮,三分之罪。”把见酒不饮上升到有罪的境界,已不是简单的酒瘾了。他的工资要养妻儿老小,饮的是很便宜的散装米酒。有人不解,认为酒又不能饱肚,有什么好饮的?曹操说:“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世人也有讲,饮酒是买醉,一醉解千愁。都是讲有忧愁的人才饮酒。“烟屎十”有啥忧愁?他是中学老师,有着一份工资,饥渴不愁;他缺爱吗?不缺,他娶了一位十分漂亮的妻子。他的妻子让他在人前争得的面子,比簸箕还要大。你问他妻子漂亮到什么程度?就是那种让男人见了,下巴骨会掉下来脱臼的美妇人。孩子也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女双全。要什么有什么了,他还有啥好愁?只能说,饮酒只是他的不良嗜好。
另一好是好吃狗肉。民间认为,狗肉大补,也大热,有胃病的人不宜吃狗肉。“烟屎十”有老胃病,胃溃疡,经常痛得要命,医生叮嘱不能喝酒,但是他酒照饮,狗肉照吃。他说,尽信医不如无医,要是都听医生的,什么也不用吃了。上午看到他蹲在教室外的墙脚下,左手捂住腹部,胃痛使得他脸部变了形貌,嘴角深度歪向一边,颈上牵扯起几板筋索。谁见了他这模样都以为他快不行了,就要挂了。到了下午,他听说了附近庞屋村有人屠狗,人便鱼跃而起,跑得风快,称了两斤狗肉,回来跟酒友喝上,胃也不见痛了,病也似乎好了。他自我解释:“我的胃寒,吃狗肉能暖胃,正好互补。”他常说:“狗肉滚三滚,神仙也企(站)不稳,”连神仙都企不稳,凡人又怎么企得稳咯?听他这么说,担心他身体的妻子只好原谅他了。神仙都做不到的事,他只是个凡人,怎么能强求他做得到?后来事实也好像证明了他的理论,饮酒对胃病并没有什么伤害,后来照样活了七十多岁才走。
“烟屎十”普通话说得很烂,他和“上海蛤”恰好相反是两个极端。蔡老师用的是十分标准的普通话上语文课,烟屎十用的是十分地道的本地话上化学课。当时在我们学校,虽然是提倡普通话教学,但还没有强制要求使用,烟屎十的“普通话”说得像外国话,他自己也清楚,没人能够听得懂他说的“普通话”,于是干脆使用本地方言来讲课。他不仅不讲普通话,还讥笑讲普通话的人是“摘树东瓜”,他说,谁谁又在摘树东瓜了。树东瓜是南方一种木瓜,生长在光溜溜的树干上,一个个圆溜溜的,男人们说这瓜看着像女人的奶子。“摘树东瓜”不仅与“讲普通话”谐音,还含着隐喻,“摘树东瓜”有着摸女人奶子的意思。所以当他指斥谁又在“摘树东瓜”了,听的人不管是同事还是学生,都会意地咧嘴直笑,他随后也咧开一口黄牙跟着笑。本来是很正经的讲普通话,经他一调侃,就变得诙谐如同儿戏了。
他原来教我们化学,高一学期因语文师资不足,学校让他兼了一学期语文课。他的普通话说不好,上语文课就不教我们朗诵课文了,只有讲解。不得不说,他的古文功底很好,不愧是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教我们作文时,也有他的特色,他说,写文章要多用成语、谚语和歇后语,这样写出来的文章才生动风趣,形象感人,而且文字简洁,能以一当十。他拥有的谚语和歇后语相当丰富,随口就能来一大串。譬如“剃须留鼻毛,各人心水好”、“半夜吃勒瓜,勿知头尾”、“滑路跌交——搓(差)得远”、“腰佝偻落岭——趁势”、“公渣(公公)背媳妇过江——力出了,还被人赖扒灰”、“阿龙公拜年——大家都拱(一样)”等等。他还用白纸抄写了,贴在学习园地里,供同学们学习交流。
问他语文课讲课水平好与孬,我没办法确切地说,一是因为我语文水平有限,领悟能力差;二是他只给我们上了一学期语文课,时间不长,难有结论。但若是问他上化学课的水平,我可以肯定地回答,他的化学课讲得相当不错。“一价钾、钠、银、金、氢,二价氧、钙、钡、镁、锌,一二铜、汞三二铁,铝三硅四都一定”,这是他教我们背诵的化学元素化合价口诀,漫长的几十年时间过去了,多少东西我都忘记了,可这个口诀一直到现在,我仍然能够背诵得出来,而且一个字不差。这个口诀对于学习化学相当有用,它对化学反应式的配平,化合物的合成,以及理解名个元素的化学性质是惰性还是活泼,都是相当有用。本来数、理、化这些科目,上课是什么枯燥的,但是他上的化学课却十分生动。他在黑板上写出化学方程式如何反应,如何配平,边讲解边写,待写好讲完,将手中剩下的粉笔头用力朝墙脚一掷,鼓着腮,瞪着眼,狠狠地盯住我们其中之一,做出一副睥睨天下,舍我其谁的神态来。全场静默,直到我们忍不住哄笑起来,他才收起这副得意的表情。
文化大革命开始,高考已被取消,学生中普遍流行一种读书无用论。农村学生心里明镜似的,他们中学毕业的归宿只有一个,就是回乡务农,当一辈子农民,直至老死。他们认为书读多读少无所谓,这点知识对于耕田,已经足够用了。没有人用心学习,学生来学校只为了挨日子,有的甚至在学校里谈情说爱,有一个女同学竟然把肚子搞大了,只好退学回家当了妈妈。可是吴老师语文课布置的作文题目,竟然是《批读书无用论》——已经没有人学习了,但是吴一伟仍然尽心尽力,努力当好他的班主任,管好他的学生;还兢兢业业当好他的科任老师,上好他的课,尽自己所能给学生灌输知识。
可以说,我是他教学的得益者。我发育得迟,性格又内向,谈情说爱完全与我无缘,又没有别的爱好,我的心思就用在了学习上,把学习当成了一门乐趣。1973年,我中学毕业回乡,劳动了五年,1978年恢复高考后参加高考,化学科目竟然考得了91分的成绩。我高考的情形有点百花齐黯,一花独开,别的科目考得不理想,高考总成绩全靠了化学这一科的高分数带了起来,才能够上了大学,跳出农门,改变了一生的命运。
写到这儿,我要对他说一声,谢谢你,我的恩师吴老师。即使我今天写了个不够好听的称呼——“烟屎十”,可是在我的心里,并不存有对你半点的鄙夷,我对你只有感恩。若人间真的有天堂,我为恩师祈祷,愿恩师在天堂安好。若是有来生,我还想和你再做一回中学的师生。
本期编辑:海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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