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抽不贵的四款良心烟(好抽不贵的四款良心烟25以内)

　　梁思成倒在了天安门西侧的南长街路口，那辆大姐梁思顺从菲律宾带回的哈雷摩托，瞬间失去了控制，沉重而迅速的匍匐下来，压住了他踩在踏板上的左脚。摩托是被突然从长安街上驶过的汽车撞倒的，摩托狭窄的后座上，还载着同父异母的兄弟梁思永。

　　北京已入夏有时。如果没有一九二三年五月七日的这场意外，梁思成兄弟应该已经与他的清华同学们，在长安街上如约相见——这一天，在学生的眼里是值得集会的，它是袁世凯政府与日本人签订“二十一条”的国耻纪念日。年轻的学生要组织起来，一起去游行示威。但很显然，梁思成不能与他们同行了。

　　他是在父亲梁启超流亡日本第三年出生的。一来到人世间，梁思成的腿就成为父亲的心病——他的双腿夸张的向外撇开，使得脚板看起来比所谓的内八字还要严重得多，两个脚尖都几乎相对了。梁启超请来医生治疗，日本医生将梁思成的双脚扳正，再用绷带绑紧，放进一个特制的小木盒子进行了一个月的矫正。治疗最终让梁思成的腿不再那么特别，但始终不能让平常小孩那样平整。不过，梁启超已经很是欣慰。

　　令人担忧的是，梁思成的幼年成长，不断的被病痛干扰，大家很害怕梁家的这位男丁是否也会夭折——在梁思成之前，李蕙仙曾生下过一个男婴，未及三月就下葬了，丧子之痛给梁启超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创伤，他不想再重蹈覆辙。后来李蕙仙梦到一个哭泣不止的男婴，解梦先生说这是死去的男婴要求承认他的长子地位。出于复杂的心境，梁启超将梁思成的子嗣男丁辈份，从老大降为二哥。此后梁思成的身体，竟然真的一天天好起来。

　　上午十一点，这辆飞驰而过的汽车，几乎要撞毁梁启超对儿子的苦心。梁思永从血泊中爬起来，往回奔跑了近四百米回家报信。梁府的门房将梁思成从一地狼藉中背了回来。由于场面十分混乱，梁家并未第一时间与车主交涉，只是救人要紧。警察自然是来了，但警察在接过了端坐车后座的车主名片之后，就让肇事汽车离开了南长街路口。梁家花了一个小时请来了大夫，大夫说，左腿断了，须马上送医住院。

　　协和医院的初步诊断却是不需要动手术，因为骨头未碎，只需扎紧，就能自我复原。这多少让梁启超放松了一些。但事后的治疗经过证明，医院出现了误诊，梁思成是右腿股骨复合型骨折，他后来不得不接受了三次手术，而且腿骨也没有完全接好，左腿比右腿永远的短了一厘米。这一类失误是梁家难以接受的，但此时西医作为一种由先进国家传入的革命性学科，正式被政府确认其合法地位，还是辛亥革命之后的事。为梁思成提供医疗服务的协和医院，成立不过两年，纰漏与谬误实属遗憾，也是难免。

　　唯有肇事者的傲慢，是不可原谅的。梁思成入院一天，肇事者一张名片都没有送来，这让原本倾向但求平安，无意起事的梁启超也觉得是欺人太甚。家人也已知道，当时乘车的主人，乃是黎元洪大总统的身边红人，北洋政府陆军部次长金永炎。梁家亲戚大发雷霆，要求警察拘传司机，扣留汽车，报界也发出新闻，舆论一片指责。许是金次长方知当日撞的是梁家公子，又有许多人士当面指责了金次长的无理，所以在第二天差人送来名片，并赔礼道歉，被梁启超教斥一番，第三天，次长始亲自前来医院请罪。

　　梁启超勉强接受了这迟缓的道歉，梁思成的母亲李蕙仙爱子心切，不肯就如此作罢。她一定要见金永炎的长官，大总统黎元洪，梁启超也无意阻止。于是这位前朝京兆尹李朝仪的小女儿，在黎元洪的总统府当面控诉了金永炎的不敬。黎元洪只有一番代人受过，又是好言相劝，这才纾解了李蕙仙心中不平。

　　不幸之中，又有万幸。梁启超第二天也亲自到现场踏查，看到离遇险之处再挪一寸，就是几块大石头，如果碰到头部，则是万无生理。这只是万幸当中的次要，就在踏查当天，梁启超乘车经过六部口，看到街面上一具死尸横陈，经询问，也是前一天的一起车祸所致。死者无人过问，就躺在那里。这一场景让梁启超产生了很自然的联想，觉得真是惊心动魄。

　　倘无父亲的名望，母亲的坚持，知交的当面责问，舆论的一致谴责，金次长是断不会向梁思成低头的。六部口被人视为无物的遗体，就是对北洋政治百态最沉默的素描。

　　这场车祸也让梁启超一位好友的女儿紧张了起来。十九岁的少女，为了来查看梁思成的病情，守在病床边饿了大半天，跟她一起来的家人也陪着照看。此后，她也常常到院探视，带来当天的报纸，还有冰镇杏仁酪。她用毛巾替梁思成擦去额头上的汗水，又坐在床边一遍遍的用英语朗读英国作家王尔德的《夜莺与玫瑰》。这是一个在英国广泛流传的爱情童话，她与梁思成逐句讨论，希望可以用最贴切的语言，将这个童话翻译成中文。后来她做到了，也是这个年轻人发表的第一篇作品。

　　女孩来自林家，此时还叫林徽音。过后十年，才将最后一个“音”字，更改为“因”。因为一九三零年代时，她已开始陆续发表诗歌作品，而同时期恰有一名男作者也叫林徽音。见诸报端多有混淆。她说，其实并不担心别人将林徽音的作品当作是她的，只怕人们将她的作品，误以为是林徽音的。

　　林的父亲，是曾在段祺瑞政府内阁中担任司法总长的林长民。林长民虽然躯干短小，然相貌清奇，美髯飘动，与人言谈满缀警句与谐趣，与梁启超是多年故交，又在段祺瑞政府执政期间与梁公有共事之谊，两人义气相投。而他决定从司法总长任上下台，也颇有梁启超的作风——张勛复辟失败之后，有军阀张镇芳被以内乱罪逮捕，有人送来十万请林司法总长特赦张镇芳，林长民拒绝了贿赂，遭人暗中排挤，随后愤然辞职。因为前后担任总长不过三个月，林长民还特意治了一枚四字闲章，自嘲是“三月司蔻”。

　　近乎政界异类的坦荡，以及与梁启超趋同一致的政见，使得梁家与林家的关系越走越近。两家家长愿意以中国传统的联姻方式，来结为秦晋之好。所以就在梁思成十七岁时，林徽因十四岁时，安排两人在梁启超的书房第一次见面了。

　　梁启超并不认为这样为子女安排婚姻的方式是保守的。因为他只是为梁思成物色自己认为合适的人选，然后希望晚辈能用新式的自由恋爱来决定终身大事，整个过程只有无声的期待，没有具象的强迫。他为这套中西合璧的梁氏办法沾沾自喜，因为大女儿梁思顺的婚事，就是他据此办理的成功前例，梁启超参与了子女的婚姻，子女并没有不适的感觉。梁思成与林徽因，将是他的第二次实验。

　　梁启超的实验，就象是一个对传统婚姻政策，进行改良之后的折中方案。当时大多数人家，仍然遵循媒人牵线、订亲，结婚当天夫妻二人才能见到对方尊容的规范。他与李蕙仙的婚姻就是如此。

　　笃爱梁思成的李蕙仙，对梁启超的这次实验，却是有保留意见的。她不习惯林徽因的新派作风，比如林徽因并不介意在病房近距离的照顾梁思成，而且是在梁思成因卧床治疗，衣衫不整的情况下。她认为梁府尚未下聘，大家闺秀应当回避这些容易遭到道德攻击的细节。

　　李蕙仙的不认同，在家族内部小范围的传递开来。或多或少给两位年轻人带来一些感情上的波动。毕竟梁家女主人的个人意见，是不得不尊重的。

　　李蕙仙系出前朝名门，个性之严肃、坚韧，在梁启超流亡十余载的岁月中已是明证——颠沛流离，而家庭始终圆满，李蕙仙作出了令梁启超都颇为敬佩的个人牺牲。而她赖以坚持下来，更多的要归结与内心对传统规制的遵守。

　　梁家暂居日本时，全家围坐用餐，都必须等所有人到齐之后，由梁启超先动筷；李蕙仙每天早上吃早饭，都是在自己屋中。这些规制都是道德性的。当然她也亲近新派事务。年过半百时，还要求子女教她英文。有时高声朗读，还带有一种明显的贵州汉语口音，孩子们听到会发笑，但是又必须强忍，因为孩子都对李蕙仙有点大家长式的惧怕，而且觉得她性格乖戾。

　　这种可爱的新派止步于学术。一旦涉及到李蕙仙最在意的女性个人举止，新派就成为了一个负面评价。这种隔阂，有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时代巨变投射到家庭生活中。梁启超尝试用他政治家的智慧去化解它，但是家事有时比国事还要复杂。

　　况且，林徽因早前在英国，与诗人徐志摩还有一段交情——徐志摩直到如今还深深的迷恋她。徐志摩的迷恋，也令梁思成与林徽因，还有他们的家长，有如刀上剑树上过活。

　　林徽因是随林长民在一九二零年前往欧洲的。她的父亲此次受政府指派，作为国际联盟中国协会会员，赴欧洲各国访问考察，这是一次将要耗时一年半的长途旅行，林长民决定带上女儿同往，并告诉她，这是要让她扩大眼界，养成将来改良社会的见解与能力——林徽因已经在北京的学堂学会了英文，她也会是一名很好的翻译。

　　林长民也考虑到女儿已到中国女性传统的婚嫁年龄，所以在赴英之前一年，与梁启超一道，安排了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初次见面。

　　这次见面并不会剧烈的影响两人的感情生活，它是礼节性的。而在林父的眼中，见面是家长意志已经达成共识，晚辈执行确认的一个仪式。即便梁启超主张两人应该自由交往，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刻意相识，至少也包含比订婚稍低一级的互相承诺。

　　门开了。梁思成看到的是一个亭亭玉立却仍带着稚气的小姑娘。梳两条小辫，双眸清亮有神采，五官精致有雕琢之美。左颊有笑涡，浅色半袖短衫罩在长仅及膝的黑色绸裙上。

　　她告辞时，轻快的将裙子一甩。这一细微的肢体语言，成为了梁思成对林家女孩着迷的开始。没有迹象显示林徽因从初次见面就对梁思成抱有同样的好感，抵达欧洲之后，她有相当一部分时间居住在伦敦，就读于当地的圣玛丽女子学院。林徽因对父亲安排的浏览路线意兴阑珊，比如那些轰鸣的工厂、报馆。只是听到父亲说这些都代表了现代化，是中国日后改良不可不观的参照物。

　　这意味着，林徽因也许并不会像他父亲期待的那样，成长为一个热心政治的人。她花了很多时间与女房东一起外出，去剑桥附近写生——因为女房东是一位职业建筑师。与这位陌生英国人的朝夕相处，让林徽因开始明白，建筑师并不是盖房子的手工业者，他们所创造的是凝固的艺术。这种西方化的视野，突破了中国自古以来对建筑设计者只是工匠的定位，引起了林徽因的极大兴趣，因为她自己对艺术就充满好奇。

　　父亲的一位访客，将林徽因对艺术的好奇，上升为了痴迷。

　　一九二零年十月，已拜梁启超为老师的徐志摩，从美国漂洋过海来到英伦，希望可以在剑桥大学与素仰的英国哲学家罗素订交。未知罗素因在一战时推行反战和平运动，遭剑桥大学除名，正在前往中国讲学途中。这位被失望情绪笼罩的梁门弟子，自然要来拜访梁启超的好友林长民，两人一见如故。林长民向撰写了《雾都孤儿》，又有“中国迷”之称的英国作家狄更斯介绍了这位二十三岁的小伙子，在狄更斯的推荐下，徐志摩取得剑桥大学特别旁听生的资格，在英国停留下来。

　　林徽因的父亲非常喜欢这位研究过古书，又在美国攻读过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富家子弟。他们之间有一个奇怪的保留游戏，就是假扮成一对已婚男女互通情书。这个游戏展现了林长民与徐志摩的浪漫与友谊。而相近的个人情绪，也在林徽因与徐志摩身上发生了。

　　徐志摩惊讶的发现这个小他七岁，将他尊为徐叔叔的小姑娘，是一个可以对话的朋友。他们可以一个话题接着另一个话题的聊下去，从雪莱、拜伦，到济慈。而这些，是他与任何一个年轻女子，特别是妻子张幼仪无法交流的。

　　六年前，还在杭州一中读高中的徐志摩，被前来学校视察的金融界巨子张嘉璈相中——慧眼识英的情节与梁启超当年相似，张嘉璈看到了徐志摩的国文考卷，大为赞叹，于是托人上徐府求亲。徐家世代经商，当然乐意促成这门亲事。于是十八岁的徐志摩，与十六岁的张幼仪结婚了。此后多年的海外留学生活，越来越让徐志摩倾向认为，这段姻缘是无爱之婚。

　　不单是婚姻，就连自己出国的出发点，都被徐志摩完全否定了。他告诉林徽因，当年赴美留学，是抱持着实业救国的心态，原以为振兴实业就是多办厂。但现在他看见烟囱就感到厌倦，而且同情那些在轰鸣机器声中，挣扎求生的劳工，反而对政治产生兴趣。

　　徐志摩的潜台词，是清代洋务运动破产以来，许多知识分子都反复说明的一个问题——产业进步并没有直接改变劳苦大众的命运。要改变现状，唯有改变政治本身。他甚至向十六岁的林徽因详谈过自己对最优政治体制的看法：德国人太机械，法国人太任性，美国人太浅陋，只有英国人堪称是现代的政治民族。

　　林徽因自然是似懂非懂。但她真的给予了面前这位徐叔叔很多的私人谈话时间。就像很多有共同爱好的青年男女一样，即便是偶遇也能留下美好回忆，更何况是同时拥有极高天赋和人格魅力的林徽因与徐志摩。她承认，喜欢和徐志摩在一起。两人认识两个月之后，徐志摩大概是写了一封长信，向林徽因表白了。

　　徐志摩将自己的私人举动，定义为是改良社会的一部分。他提出与张幼仪离婚，并告诉她，彼此有改良社会之心，彼此有造福人类之心，其先自作榜样，勇决智断。此时已在英国的张幼仪，怀上了徐志摩的第二个孩子。张幼仪后来离开了英国，到德国去投亲戚，在那里完成了生产，不久孩子夭折了。

　　林徽因没有鼓励徐志摩的坦诚。她非常稳妥的将解决问题的主导权交给了父亲。于是林长民假手回复了徐志摩的情书。他赞叹徐志摩用情之烈，令人惊悚，以至于女儿都不知该如何应对，这件事恐怕是一场误会。

　　林长民不想破坏与徐志摩之间的友谊，他提前结束了旅行，将林徽因带来了北京，完全没有告诉徐志摩。梁启超后来给徐志摩写信，劝徐志摩打消离婚的念头，因为徐志摩的冒险，已经伤害到了梁家与林家。他训诫徐志摩“万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乐。弟之此举，其余弟将来之快乐能得与否，殆茫如捕风，然先已予多数人以无量之苦痛。”

　　这份以过来人口吻发出的警告，也该有梁启超二十八岁时，在檀香山遇见李蕙珍后的个人体会。彼时情节移步换景，徐志摩恰似李蕙珍，而林徽因与梁启超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徐志摩以温和革命者的悲壮笔调，答复乃师说，“我之甘冒世之不韪，竭全力以斗者，非特求免凶惨之苦痛，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人谁不求庸德？人谁不安现成？人谁不畏艰难？然且有突围而出者，夫岂得已而然哉？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林徽因从内心深处，确实对徐志摩充满了感激。他是一位相当风雅的朋友，这一点，徐志摩身边的人最能体会——与之下棋，徐志摩落子飞快，但是隐隐然，颇有章法。下了三、五十着，对弈者感觉到他的压力，他立即推枰而起，拱手一笑，略不计较胜负。他饮酒，酒量不洪，适可而止。他豁拳，出手敏捷，而不咄咄逼人。他偶尔也打麻将，出牌不假思索，挥洒自如，谈笑自若。他喜欢戏谑，从不出口伤人。他饮宴应酬，从不冷落任谁一个。他也偶涉花丛，但是心中无妓。他也进过轮盘赌局，但是从不长久坐定下注。

　　徐志摩热情的追求、他有趣的性格、童真的心境，还有在文学领域导师般的引领，都让林徽因惊叹于自己踏入了一个完全没有见识过的新世界，这样的世界在当时的中国是不存在的。林徽因深入其中，虽然有前所未有的喜悦与满足，但并不会产生与徐志摩一样对等的反应。

　　她会想到自己的母亲，一个十四岁就嫁入林家的女人。林徽因的母亲与林长民的结合，有一个带有普遍中国色彩的理由——正房无出，而且过早去世，林家不能断了香火。作为小妾，林母前后共生育了三个孩子，儿子，以及第二个女儿都相继夭折了。林徽因是他们唯一存活下来的后代。

　　林长民常年外出，家中二房姨太太生病需要林徽因照顾，婴孩啼哭也是由林徽因徘徊廊外抱走。参与家庭琐事的处理，使得林徽因的心智过早的成熟起来。

　　父亲很宠爱她。但她无法博得林家的普遍欢心，她不是男丁。于是为了家族存续，林觉民迎娶了第二房姨太太。随后，这个女人为林长民生下了一个女儿，还有四个儿子。

　　母凭子贵。二房姨太太与他的孩子们住进了林宅前院，林徽因与母亲住在后院。林母完全理解丈夫给予二房姨太太的过多照顾，但她感到心寒的是，林长民毫不掩饰对另一个女人的偏爱。不能掌控的生育，以及孩子的早亡，变成了林母要独自救赎的失误。这种变相的羞辱，在经年累月之后，演化成为一种对丈夫的仇恨。

　　而林长民所烦恼的，主要还是林母那任性的脾气。再者，林母既不会女红，又没有文化，与林家长辈颇不见容。年少的林徽因，要小心翼翼的在同样疼爱她，却彼此冷漠的父母之间度过童年。她继承了父亲的才情，母亲的急躁。爱父亲，却恨他对自己母亲的无情；爱母亲，却又恨她不争气。

　　这样错综复杂的家庭关系，是传统中国家庭中，普遍悲剧的一种。但它绝不是能用简单的人物派别划分，或者朦胧的封建家庭纰漏就能尽述归纳的，它由一个个实际矛盾堆积起来，就像政治积弊一样。

　　早年的家庭战争，使得林徽因受到了永久性的创伤，以致于如果有任何一点残痕重现，都会让她陷入过去的厄运当中——她一想到离婚就会恼火。她无法想象自己闯入徐志摩的婚姻，去夺取另一个陌生女人的爱情。就像她不能忍受母亲被父亲抛弃在一边。

　　徐志摩邀请林徽因一道参加这场有关婚姻的个人革命，以林徽因的不合作告终。归国之后，梁思成与林徽因在一九二三年互定终身。他们听从了梁启超的建议，赴美完成四年的大学课程之后才结婚。自始至终，梁启超与这两位年轻人在婚姻关系的设计上，都保持着密切与愉快的合作。

　　作为那场个人革命的延续，徐志摩在梁思成举行婚礼的前一年，也就是一九二六年迎娶了陆小曼——一个有夫之妇，并且同样被旧式婚姻困扰的社交名媛。共同的婚姻受害者体验，以及志趣一致的艺术家气质，都是两人达成同盟的默契。徐志摩认定这种默契是同盟得以牢固的基础，但他的父母，还有身边的绝大多数朋友都觉得徐志摩与陆小曼之间的默契是不道德的，特别是在张幼仪完全没有过错的情况下。

　　不道德的指责，还来自于徐志摩破坏了家长之间更高层级的人际关系。它曾经是中国传统婚姻当中极为重要的部分，现在徐志摩试图叫它让位于个人选择。而对个人选择的追求，更多的带有男女平权的意味，在民国以降的语境下，它是先进与希望的代名词，是改良社会青睐的西方舶来品，不应该遭到如此激烈的反对。

　　悲剧之处就在于，因为徐志摩与陆小曼行事作风的缘故，他们根本不适合在这样有可能引领风潮的婚姻冲突中，担任革命者的角色——双方都曾离婚，徐志摩还热烈追求过另一个女人。这样的组合，即使是打出婚姻革命的旗号，在乡愿仍然代行是否判断功能的彼时，只会招来不友好的攻击。

　　梁启超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主持了两人的婚礼。这是徐志摩父亲的要求，梁启超的出现，多少会给这段在当时堪称惊世骇俗的婚姻，起到加持的作用。梁启超心疼徐志摩，反感陆小曼，他的身体状态已经开始恶化，不得不拄着手杖在证婚时当面斥责两位新人，满座宾朋面面相觑。

　　“志摩小曼皆为过来人，希望勿再作过来人。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陆小曼，你要认真做人，你要尽妇道之职，你今后不可以妨碍徐志摩的事业。你们两人都是过来人，离过婚又重新结婚，都是用情不专。以后要痛自悔悟，重新做人！愿你们这是最后一次结婚。”

　　这番带有极强梁启超性格色彩的证婚，没能阻止徐志摩与陆小曼同盟的瓦解——徐志摩要在北京教书，陆小曼不愿意同往，她继续住在上海福熙路石库门的洋房，使得徐志摩常常穿梭于京沪之间，有时半年能达到八趟。更令徐志摩心力交瘁的是，陆小曼过关了上海滩上流社会的生活，常常订下夜总会、戏院的包厢。到丽娃丽达村划船，到新利查、大西洋西餐厅吃大餐，也是她的固定节目。家里顾了五六个佣人。为了治胃病，还抽起了鸦片烟。

　　徐志摩的父亲因为儿子的再婚，已经中断了对他的财力接济，于是陆小曼的挥霍成了徐志摩难以填补的空洞。他接了北京三所大学的课程，课余又写诗作文贴补家用，还在熟人间做起了房地产中介的生意，每月能有六百块大洋的进项。当时上海普通家庭的月入才三十六块大洋。但在发往上海的信件中，他几乎每次都要与陆小曼让到钱的问题，然后发生争执。

　　徐志摩的好友胡适很理解这样的处境，腾出一间房屋来供他在北京停留时居住。细心的胡适夫人会发现徐志摩的两件丝棉长袍都是破的，不声不响的帮他补好，而这本是陆小曼的权力。为了省钱，徐志摩甚至托人讨到了一个常年乘坐免费飞机的机会——在那些不定期飞往上海的邮政飞机上，给他安排一个位置。

　　一九三一年的冬天，徐志摩死于一场空难。当时他正从上海飞往北京，乘坐的就是那架不断更改起飞时间的邮政飞机。第二天他在北京大学有课，也应该答应了当晚飞抵后，就来参加林徽因主讲的一场演讲会。林徽因在机场等候了很长时间。后来得知飞机在大雾中撞上了山崖。

　　离开上海前，两位艺术家为世俗的金钱事，发生了非常不愉快的争吵。陆小曼向他的丈夫掷去烟枪，徐志摩在闪躲中滑落了金丝眼镜，镜片碎掉了。

　　出殡当天，陆小曼被徐志摩的家人挡在了葬礼的外围。当年为了与前夫离婚，陆小曼偷偷堕掉了与前夫的胎儿，落下终身疾病，不能生育。但这并不能获得徐家的同情。已被收为徐家义女的张幼仪，毫无意外的受邀参与了这项重要的家族仪式，恭送徐志摩最后一程——她被徐志摩抛弃后，一直被徐的父母留在身边。无论徐志摩如何革命，她永远是徐家长辈眼中的正统。

　　徐志摩的遇难，让林徽因再一次思考她在梁家不愿意触碰的问题，那就是她徐志摩之间的感情，是否在某些时刻能够超越她对梁思成的爱。答案是否定的。林徽因给胡适写信说，她只要“对得起”人——爹娘、丈夫、儿子、家族。因为她的教育是旧的，变不出什么新的人来。只是后来更要对得起另一个爱她的人，人的性情就会十分为难。

　　也许徐志摩与她本就不在一条路上。徐志摩与陆小曼是新人，颠仆旧规。梁思成与林徽因也是新人，恪守旧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