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期英国香烟品牌(二战英国海军烟草)

　　摘要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统治哲学，自由主义正在迅速失势。在此，“自由主义”不是指的美国民主党一派，而是关于个人权利和自由市场的哲学。理论上，美国共和党和北欧的社民党皆分享着这种理念。随着自由主义式微，几乎世界各地，各种民粹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政治思想都正在吸引大批信徒。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统治哲学，自由主义正在迅速失势。在此，“自由主义”不是指的美国民主党一派，而是关于个人权利和自由市场的哲学。理论上，美国共和党和北欧的社民党皆分享着这种理念。随着自由主义式微，几乎世界各地，各种民粹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政治思想都正在吸引大批信徒。当今的反自由主义浪潮来势汹汹，犹如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情形，但与那时组织化的系统性哲学（如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不同，现在的反自由主义势力分散，处于发展初期，基于本能而未系统理论化，更趋向于地方性和分裂性。不同的反自由主义之间时常缠斗不休。

然而，地理位置和政治环境虽然千差万别，反自由主义思想却有着共同的模式，暗示着反自由主义的优势地位将成为21世纪的典型特征。

欢迎来到川普星球。

先看欧洲。在这片自由主义启蒙运动的发源地，从有着稳固民主制度的西欧，到遭遇经济灾难的南欧，从继承了一致同意的政治传统的繁荣北欧，到前共产主义中东欧等新兴民主政体，无论何处，极左和极右的政党都在侵袭民主选举制度。

在法国，总统奥特朗的社会党不得不与前总统萨科齐中间偏右的共和党形成策略性投票联盟，以对抗勒庞排外的民族阵线。在奥地利，反移民的自由党，即FPO，在四月份总统大选的第一轮投票中完胜主流政党，迫使中间偏左的总理辞职。FPO的候选人诺伯特·霍费尔在五月的决战中失利，这是因为主流政党呼吁其支持者力挺霍费尔的对手绿党，以免奥地利成为二战之后第一个选出极右首脑的西欧国家。

在隔壁的匈牙利，总理维克托·欧尔班的右翼民族主义青年民主党（Fidesz Party）已逐渐掏空了该国的民主体制。他把司法政治化，以法令将养老金国有化，禁止“不平衡”的媒体报道，并且清除了对其自身权力的其他各种制衡。这位总理念念不忘的是以土耳其、俄罗斯和中国为蓝本，“建设反自由主义的新型民主国家”。他的主要反对党是公开反犹的比克党（Jobbik Party）。

波兰的新政府追随欧尔班，颁布法律限制媒体，尽力削弱司法独立，任命了把“犹太人征服世界的阴谋”当真的国防部长。芬兰去年的大选使民粹主义的芬兰人党进入了执政联盟，该执政联盟的基础是反对前政府的自由太平洋计划。德国三月份的地方选举中，极右的德国另类选择党（Alternative for Germany Party）势头强劲，相比之下，总理默克尔与她中右的基督教民主党却是四面楚歌。

希腊和西班牙则分别看到了左翼联盟（Syriza）和“我们可以党”（Podemos）的兴起，两党都是扎根于反全球化运动的极左政党。以万字旗为标志的金色黎明党在2015年的选举中名列第三，该党强调希腊的情况类似于德国魏玛时期。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将议会民主制改造为奥斯曼苏丹国的项目已接近完工。

接下来是英国，工党中的强硬左派已经接管了该党。工党在去年大选失败之后，杰里米·科尔宾升任党魁，他不肯与自由企业和个人责任和平共处，而这是布莱尔新工党的主要改革成就。工党再度渴望社会主义，在国内讲起了阶级斗争，与此同时，反美国主义、反和平主义、以及指责西方的态度主导了其外交政策。

超越政党政治之上，欧洲也见证了苏格兰和加泰罗尼亚长期休眠的分离主义运动的觉醒，而北爱尔兰、意大利、还有其他地方，也在高声主张亚国家和地区性的身份认同。整个欧洲大陆对欧盟的反对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左派将欧盟视为新自由主义的工具，被企业精英用来削减工人权利并实行“紧缩”；而右派则鄙视布鲁塞尔模糊了国界，让欧洲遭遇难民潮冲击，并以死气沉沉的多元文化代替了欧洲大陆真正的民族文化。

最后，还有普京。这位俄罗斯强人已经将俄国变成了一个专制的黑手党国家，他资助欧洲的反自由主义者，并以他成熟的宣传网络放大他们的声音。反过来，欧洲各类分裂势力、极右政党和守旧的共产党人支持莫斯科与西方对抗。因此，克里姆林宫的媒体纷纷赞赏苏格兰分裂主义、Brexit、反对跨大西洋贸易、勒庞主义、欧尔班主义——所有这些都促进了莫斯科将西方碎片化的企图。

然而，欧洲的反自由主义绝不是俄罗斯的阴谋。将这些不同的党派和运动联合起来的是一种世界观。对极左和极右而言，克林姆林宫是主权至上的化身和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秩序的敌人，因而值得尊重。但即使没有普金的援助，新的反自由主义也会存在。并且在某些国家（土耳其和波兰出现在我脑海中），新的反自由主义出于历史和地缘政治因素而强烈反俄。

新的反自由主义如何自我表达因当地的条件而异，而且，在联合与敌对之间，时有不同寻常的变化。活跃的因子总是相同的。

在伊朗和中东阿拉伯国家，反自由主义也方兴未艾。这听起来可能有些奇怪，因为那些地方的政治向来被定义为暴力、专制，和对少数民族的压迫。但是，记得仅仅在几年前，自由主义的情绪曾席卷了该地区，将数百万伊朗和阿拉伯青年带上街头。即使并不总是信奉“自由主义”的标签或全面赞赏自由主义的理念，但那些年轻人使用的是以权利为基础的自由主义语言，来对抗世俗独裁统治者（在伊朗则是对抗伊斯兰教精英）。

那种自由主义的意识已经烟消云散。在伊朗，阿亚图拉对2009年绿色起义的残酷镇压迫使民主运动转入了地下。有文化的年轻人曾是绿色运动中的骨干，现在成了士气低落、精神萎靡的三四十岁的人，和当初中国发生类似事件后没什么不同。对民主的渴望变形为波斯-什叶派沙文主义。哈维尔过时了，革命卫队将军卡西姆·苏莱曼尼风头正劲。

阿拉伯土地上的情况同样严峻。除了突尼斯以外，2010-2011年阿拉伯之春起义的各处都发生了内战、国家失败，或回到了以前的压制性状态。近期对阿拉伯青年的调查，如博雅公关进行的一次年度调查显示，该地区的年轻人向往稳定，而非政治自由。

冷战结束后，全球民主发展最大的一次挫折源于这样的事实，即给予了民主的机会之后，大量的阿拉伯人反而回到了宗派和部落的流血厮杀中，并要求强制实施伊斯兰教法、限制妇女和少数民族的权利。换句话说，阿拉伯世界的民主，被证明了是在邀请混乱和反自由主义。

并不是说别处就没有进步的迹象。尼日利亚去年和平地实现了政权交接，穆斯林前将军默罕默德·布哈里当选总统，承诺铲除腐败并打击极端恐怖主义组织博科圣地的祸害。迄今为止，他的承诺保持得不错。本世纪初淹没了拉丁美洲的左派民粹主义浪潮似乎正在消退。缅甸正在由军政府统治向民主过渡。南非仍然是一个动荡大陆的自由民主灯塔。

然而，同一个南非也是一种强烈的排外反移民运动的源头，若不是其支持者（南非土著）和受害者（从津巴布韦和其他地方来的移民）都是黑人，这一运动可能更引人注意。此外，激进的经济民粹主义是动员南非年轻人挫败一党执政22年的非洲国民大会的力量。反移民情绪在肯尼亚也在迅速增长，并塑造着肯尼亚的政治。

缅甸的民主转型一直伴随着针对该国少数民族罗辛亚人的大屠杀，而昂山素季（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民主象征）保持着一种不祥的沉默。在五月的大选中，曾任达沃市市长的罗德里戈·杜特尔特当选菲律宾下任总统。他傲慢无礼，还曾发誓要亲手杀死犯罪分子，将他们的尸体丢进马尼拉海湾，再给自己签发一项总统特赦令。由此，他被称为“菲律宾的川普”。

考虑到这一切，川普和桑德斯的异军突起似乎是一种更大的趋势之一部分，而不仅仅是美国时间线上的重大分裂。这是令人不安的动态。自二战以后，美国一直负责着一个自由的世界秩序，促进和保护自由贸易，包括国内贸易，并视海外的民主发展为自身的繁荣与安全不可或缺的条件。川普和桑德斯作为总统候选人的实力，揭示了这种自由主义的共识在21世纪的虚无空洞。

两位候选人都反对已有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并反对美国与其亚欧盟国之间正在进行的太平洋和跨大西洋贸易协定。川普将对外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并惩罚把业务转移出国的美国公司。与此同时，桑德斯也说，“当这个国家的孩子们还在挨饿的时候，美国消费者不需要在23种腋下除臭喷雾剂或18种不同的球鞋之间进行选择。”

除了经济保护主义，川普还加上了敌视移民，以及对加强自由秩序的地缘政治结构的深深怀疑，尤其是北约和欧盟。他曾扬言要“开拓”美国诽谤法，以便让媒体闭嘴，并要追踪批评他的媒体所有者。他公开赞扬普金。

这一切都应听起来耳熟。川普和桑德斯都在以美国的音调唱着反自由主义的歌曲。如沃尔特·拉塞尔·米德所说，川普可能是美国杰克逊精神的最新化身。但他也是某种新事物：一个庸俗的、以真人秀来灌输的美国版勒庞，不过，相比勒庞他缺少反犹主义。而反犹主义帮助和加强了勒庞及之前她父亲让-马利的崛起。这位法国极右翼领袖发现自己与川普志趣相投，“愿上帝保佑他”，她在推特上说。另一方面，桑德斯同样利用了反全球化的力量如左翼联盟和“我们可以党”，不过带上了具有明显美国风格的面具，部分是“工人圈子”（Workmen’s Circle），部分是中产阶级左翼。

出了什么事？

典型的答案回避了理念和意识形态。据说，选民转变是对持续缓慢的增长和令人眼花缭乱的技术革新的反应。另一个思路是，“受到保护”的企业和政治精英对“无保护”的大众的痛苦无动于衷，而这个阶级最终猛然觉醒。所有这些解释都貌似有理。有些说法比另一些更有说服力。然而，这都不是对一种意识形态现象正确的意识形态解释。

将川普主义归咎于增长缓慢，忽视了近年来在经历了不俗经济增长的一些国家（如英国、波兰和土耳其），各种“川普主义”的兴起。尽管川普咒骂不已，墨西哥移民进入美国的净人数却是处于一个下降的轨迹上。几十年来，发达经济体的蓝领工作岗位都一直在减少，但为什么针对后工业机械的所有怨气现在才爆发？而在历史上何时何地精英不曾脱离群众？

如纳粹法学家施密特很早以前就意识到的那样，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现象简化为社会、经济和法律的现象，这是自由主义的主要优势之一，也是重大盲点之一。自由主义总是试图以商业的洪流来化解意识形态的仇恨，并阐述一个非常完整的法律体系，以包含和取代政治本身。在这两方面，自由主义经常取得成功。但并非总是如此。

当自由主义吸收和稀释敌意的能力动摇之时，当自由主义者忽视了给予政治、意识形态和仇恨应得地位之时（他们不考虑意识形态，把自己超越意识形态的主张太当回事了），川普星球就出现了。仅把川普星球看做是对社会、经济和法律发展的反应，是在重复这种共同的错误，川普主义某些最尖锐的批评家和最报以同情态度的观察家都同样犯了错。

赞同和反对的两个阵营都陷入了自由主义的盲点，换句话说，他们没有把情况简化，而是搞得更复杂。如果川普星球代表了一种取代自由主义的严肃的意识形态，将会怎么样？这种意识形态与上个世纪反自由主义和独裁的运动遥相呼应，但关键的是，究竟是不是完全的翻版？如果新的反自由主义者相信他们所说的，将会怎么样？

川普星球结合了1）经济保护主义，包括避免削减福利的财政改革和不欢迎新来者；2）地缘政治孤立主义，并且常伴有亲俄的情绪；3）敌视被视为经济混乱和/或人身安全威胁的代表团体——极右翼仇视移民，极左翼仇视企业精英，双方都仇视金融资本（还有许多人都仇视犹太人）。

从佛蒙特州到维也纳的极右和极左运动都有着这些共同政策，这一事实并不很有趣或具有启发性。有必要揭开这种政策组合背后的深层动因——也即是，构成任何意识形态（包括自由主义）基础的情感与本能。就川普星球的情况，这些动因可被概括为怀旧、委屈的民族情绪，以及渴求正宗的政治。

这是所有这类运动所赖以支撑的三块心理上的木板，而且，必须了解这些才能捍卫自由主义，以对抗这次新进攻。在某些地方，反自由主义思想很有道理，但提供的解决方案却是怪异的、不合理的，或者反自由的，这尤其需要重新安排自由主义的计划来抵抗。

第一块木板是恢复更令人自豪、更健全、更具有凝聚力的过去。具体的故事因各地情况而有所不同，但形式是一样的。唐纳德·川普承诺“让美国再度伟大”，并要求他的追随者，大多是流离失所的蓝领工人，去想象一个时代，在那个时代，制造业是国王，提供不受全球化和大规模移民影响的高薪工作岗位。

匈牙利比克党的支持者认为他们国家的现代史就是一系列的灾难和背叛，匈牙利民族的昔日辉煌被洗劫一空。共产主义崩溃后的民主制度不过是最近的一次灾难，因为这让匈牙利遭受了来自布鲁塞尔、美国-北约的帝国主义和掠夺性市场力量的自由主义支配。比克党和其他匈牙利民族主义者渴望恢复国家意志和凝聚力，并恢复在残酷的20世纪中失去的领土和人口。海军上将霍尔蒂建立的与纳粹结盟的政权（1920-1944年）被热情纪念。

许多英国退欧的支持者同样缅怀英国未曾屈居人下的时代。如欧洲最尖锐的Brexit批评者所指出的那样，退欧运动的领袖坚持认为，一旦离开欧盟，英国将能够重振与英联邦国家（曾经是英帝国组成部分的国家）的贸易关系。在其最浪漫的景象中，这种观念将开放的大海而非欧洲大陆想象为英国过去与未来所注定的命运。

普金谴责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大的悲剧，但是真正的普金式幻想是类似于近代沙皇帝制的复辟——这与普金的大对头，土耳其的埃尔多安的奥斯曼主义幻想很相似。

欧洲的极右翼思想家已经发展出了复杂的理论说辞，用来为恢复很久以前西方社群主义的整体性而辩护，比如由查尔斯·尚普迪耶和阿兰·德·伯努瓦起草的《新欧洲宣言》（1999），伯努瓦是法国新右派领衔哲学家，并长期与国民阵线有联系。在《新欧洲宣言》中，作者将现代自由主义的“生活世界”描绘为充满犯罪、暴力和不文明行为的世界，在其中，个人与他自己作战，也和所有的人作战，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毒品、虚拟现实和媒体炒作运动的非真实世界，这个世界放弃了乡村，代之以不宜居住的畸形特大城市和郊区，孤独的个体融入了一个匿名的怀着敌意的人群中，而传统的社会、政治、文化、或宗教调节机制都变得越来越不确定和无区别。

伯努瓦和尚普迪耶谈到，自由主义已将真正的社群连根拔起，并切断了人们与更有机更集体主义形式的连接，而这些才是真正的自由之基础。这导致了大规模的移民和社会缺乏凝聚力，我们都感觉到了经济不安全和内部异化——据作者看来，这些都是自由人类从社群堕落的迹象。

他们这个品牌的反自由主义的目的是重新把人与社区相连。在实践中，这意味着限制移民（人不是一件“经济商品，可以迁移到任何地方”）；拒绝同化的可能性（人们不能仅凭法治和市场力量的增长就“融合”进文化的大缸中）；保护工人，使之不受对生产率和技术的狂热崇拜的影响，“肆无忌惮”的技术导致了经济混乱（想想Uber或自动驾驶汽车）；以及将地方的、区域的和“内部的”经济置于“高度竞争”的全球市场之上（不管这意味着什么）。

勒庞了解伯努瓦的这一套。在去年华尔街日报的一次访谈中，我问她如何看待正在谈判中的美欧自由贸易协定，也就是TTIP，她以夸张的表情强调美国产品如何“不卫生”。贸易意味着文化的交流、稀释、变化和混合。所有这些都是不自由的心灵惧怕的怪物。这些社群主义者是最严格意义上的反动派。

集体不满和渴求国家意识构成了第二块心理上的木板。川普无时无刻不在告诉他的追随者，他们已经被当成了冤大头，被愚弄，被抢劫。这个世界令人头晕目眩的复杂程度，以及政府或真或假的失败都不是选民的过错。当权派、中国人、墨西哥人、穆斯林、银行家和对冲基金——所有这些都在密谋羞辱这个国家。

不过，虽然川普大力兜售这种不满情绪，但比起欧洲的情况来尚算温和。矛盾的是，在欧洲，美国名列反自由主义替罪羊的名单之榜首。德国绿党、法国农业保护主义者、英国斯诺登联盟和匈牙利的新纳粹，都将欧洲的问题归罪于华盛顿和美国资本主义。在反对TTIP中体现得最明显，TTIP被看做是一个美国的秘密项目，旨在改写欧洲大陆的劳动和环保法规，而本地的企业精英则是山姆大叔的共谋。

政治理论家亚历山大·杜金走得更远，他被称为“普金的哲学家”，在欧洲的极右翼中广受赞誉。杜金把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主导地位描绘为“一种全球专制的形式。”他激烈地反对“现代性及其意识形态基础（个人主义、自由民主、资本主义、消费主义，等等）”。他说：“这些东西将是人类未来灾难之源。”不用猜也知道，哪个国家是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反基督王国的核心。“美帝国应被消灭，”杜金写道，“这一天将会到来。”

有时候，向选民传递“不是你们的责任”有着更为黑暗的一面。通过将匈牙利铸造为主要是二战受害者的角色，比克党（首相欧尔班的执政党青年民主党也是如此，不过程度较轻）试图就该国在大屠杀时代的罪责重新谈判。在去年的一次访谈中，我就匈牙利在屠杀犹太人中的角色问题，向比克党的领袖加博尔·沃纳提问，他爽快地承认：“是的，匈牙利政府确实负有责任，”但他很快补充道：

“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匈牙利在一战中深受其害，许多匈牙利人居住的领土被邻国从匈牙利拿走了……我永远不会质疑任何人纪念历史事件的权利，但是身份认同无法建立在悲剧之上，因为这必然会导致越来越多的对抗。”

战后欧洲人的身份认同确实大部分“建立在悲剧之上”，这是正确的。但选民们显然渴望更多的东西：围绕着正面的民族文化来组织政治生活。欧洲的自由主义精英对这种迷信民族主义和国家意识的返祖现象缺乏应对之策。相反，他们试图将政治忠诚的维系寄托于“永不再犯”的誓言、国家宪法庄严规定的权利、跨国的自由主义规范，以及负责支撑这些标准的机构（欧盟、北约、欧洲人权法院，等等）。

将民族主义和国家意识让渡给勒庞、欧尔班和普金之流后，自由主义欧洲现在傻眼了，有这么多人被这些领导人及其运动所吸引。美国的自由派也与此相似，他们迷惑不解，川普牌的民族主义竟有这么大的吸引力。

第三块也是最后一块木板是渴求政治能反映目前的黑暗现实。这意味着一种认知：仇恨可能永存，坏人不可能变成好人，这是生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的永恒特征，而主权国家需要主权手段来应对。超过一百万的难民压垮了欧洲，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在中东和非洲肆虐，伊斯兰圣战主义日益威胁到西方人的家园，伴随着这些，被布鲁塞尔、柏林和华盛顿蹩脚且混乱的应对吓坏的人，就不仅仅是偏执狂和反动派了。每个地方的人民，包括自由的民族，都希望能在危险与混乱中看到秩序、领导力和清晰透明。

大西洋两岸的中左和中右领导人，尤其是自由世界的领导人，都甚至未能将“伊斯兰主义”或“圣战主义”指称为自由民主的敌人，这使得川普、勒庞和欧尔班之流能够借此出位。这些人在挑明敌人时没有负罪感，他们这样做了之后，便撒下了一张大网：他们说，威胁西方的不仅仅是伊斯兰政治的有毒意识形态，而是全球14亿伊斯兰信徒。奥巴马总统拒绝指出伊斯兰主义是去年11月巴黎的恐怖袭击和12月圣贝纳迪诺的连环枪击事件的原因，这可能是确保川普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关键事件。刚刚发生了巴黎恐袭，总统就仍然坚称，他在叙利亚和伊拉克针对伊斯兰国的战略起到了作用，无需修改。而川普在圣贝纳迪诺事件后坚持要求暂时禁止所有的穆斯林进入美国（最初还包括美国的穆斯林公民）“直到我们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看起来偏激得可笑，确实也是如此，但至少这涉及了一种认识，即这次袭击与全球范围内的冲突相关。

自由主义主流不仅未能指出敌人，对自治也越发不屑一顾，而这又强化了这样的认识，即当下的政客追求的是他们自己的目标，而不是他们应该服务的选民的利益。大西洋两岸的主流政党在担心不能产生预期的自由主义结果时，都过分倾向于缩减民主进程。从奥巴马关于移民的行政命令，到同性恋婚姻的强制性司法许可，到欧盟企图惩罚波兰和其他地方的选民（因为他们选出了错误的政府），到欧洲和美国的跨国主义者努力将自由主义规范“下载”到国内的法律制度之中，自由主义者对自治的蔑视助长了反自由主义者。欧美自由主义者对与伊斯兰、移民和一体化相关的错误言论的处罚和审查，不过是将非自由主义者变成了敢说出被禁止真相的民间英烈。

在过去受到反自由主义势力威胁时，自由主义证明具有恢复的弹性，而且它的制度也保有非凡的适应能力。（再次重申，我谈的不是美国民主党一派的“自由主义”，而是更广泛哲学意义上的自由主义。）作为一套法律规范和经济原则——以及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文化力量——自由主义仍然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自1776年以来，古典自由主义关于限制国家权力和天赋人权的理念几乎已经扩散到了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从那以后，自由主义征服了反对它一切重要对手，而自由主义的大国相继主持了世界秩序。

为了在川普星球的崛起下生存，自由主义的理念必须再次调整——更有力地对待伊斯兰主义、移民和一体化等事务；与民主制度更协调，而不要像近年来那样；更多地认识到自由主义本身是一种意识形态。最重要的是，自由主义力量需要那种能提供民主教育的领袖，如罗斯福、丘吉尔、肯尼迪、里根和撒切尔在上个世纪所做的那样。

几乎没有理由相信，希拉里·克林顿能够担当这样的领袖。希拉里没有显示出任何挑战她本党内反自由主义力量的迹象——民主党日益成了不懈迎合种族身份认同的党派，成了吹毛求疵的学院左派的党派——而当希拉里无意间吐露了一星半点的与自由贸易、法律与秩序，或福利改革有关的“异端邪说”之后，她就不得不自食其言并展开猛烈的自我批评。于是，我们面临着这样一场大选，在即将到来的未来，反自由主义要么成为新共和党政府的公开政策，要么通过新民主党政府的熵变来逐步推进。

本世纪主要的意识形态斗争将是自由主义对垒反自由主义。自由的真正捍卫者必须认识到，战斗的前线将横贯传统的左右两派，且必须采取相应的行动。

　　作者：苏赫拉布·阿马里（Sohrab Ahmari）

　　原文载于Commentary杂志2016年七/八月刊

　　翻译：风灵

　　第一来源：微信公众号 风灵（ID:flthinking） 7月7日

　　转载来源：财经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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